现代人一边游玩一边拍照的习惯，其实早在相机发明之前就有了端倪。18世纪后期，贵族出门旅行，总爱带着一面“克劳德镜”。这种涂上了颜色的凸面镜，能够将景物构成、形状和色彩收拢得更紧。游客坐在马车里就能调节影像的明暗和形状。这就像是现代人拍完照，还要精心PS一样。在英国艺术史家马尔科姆•安德鲁斯（Malcolm Andrews）看来，正是从克劳德镜开始，人们观景的眼光被收束到取景框中，景色则被做成了人造物。

观看者的取景框是由什么决定的？不少历史学家曾将风景与现代性进程、环境的变化、民族命运以及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在《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00》一书中，安德鲁斯则将人们的观景趣味与哲学、文学、艺术相勾连，而把政治、社会结构等因素置于论述范围之外。

安德鲁斯在书中写道：“比起没有文化的观景人，画境游的游客就有了更多的美学特权。”比如，一个了解古罗马大诗人维吉尔的人，就比门外汉更能品鉴出田园风光的诗意。同样，一处山谷如果与传世名画中的景象相似，也能特别引起观看者的兴奋。

哲学领域的新成果更为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风景的审美。18世纪中期，休谟的《道德原理研究》与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出版之后，“感伤”与“敏感”成了一种审美风尚。于是，那些危险的、令人敬畏的荒野山景在文学家和画家笔下散播开来，成了一种具有崇高之美的意象。到了18世纪末，英国的园林中又开始流行混乱与无序的景物。安德鲁斯认为，正是这些颓废、可怖、畸零的意象造就了一种独特的美，即“宜人的恐怖”与“令人愉悦的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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