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表示，此前，中国外汇储备有过流出的情况，但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通过经常项目顺差获得而不是通过负债获得，因此问题不大。同样地，如果从存量角度来看，即从资产负债表角度来看债务问题，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很健康。

在谈及债务的结构性问题时，李扬表示，国债没有问题，地方政府债务有一些问题，但最近也通过了一系列法规来解决。他介绍称，去年第四季度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已经持平了。

而在企业层面，李扬认为应该区分国企和民企，民企债务已稳定，国企债务尤其是僵尸企业是个问题，中国政府计划用三年时间解决。

Santiago Levy分享了南美国家的情况。他称，南美绝大部分国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债务的比例比其他国家高，一般来说占到GDP的17%～18%。

也因此，他表示，“南美国家现在还在做很多努力，但这些努力是否足够很难说，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它们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的接触度或包容度也不太一样，但是有些国家的反应比较慢，比如阿根廷。”

但他认为，现在全球市场的紧缩会事先通知，市场有所预期，因此，并不会太多惊扰市场。

Leslie Maasdorp则指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关注的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把经济推动到下一步的阶段，其中涉及改善增长的质量，创造增长的可持续性，包括环境的持续性，而且要尽量地降低因为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不平等。

资本外流与内流共存

货币政策收紧对新兴经济体的另一个潜在风险——资本外流，以及资本外流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也引起嘉宾们的热烈讨论。

Hans-Paul Burkner称，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了，并且是一个全球范围内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也有开放的金融和财政。

“当然，资本会有一些外流，但也会有流入，如果我们总是担心所有这些钱都会流出去，可能就低估了中国对于投资的吸引力。如果一个国家的增长是非常持续的，是有法制的，那我相信人们会持续性地投资。”他称，“我觉得会同时有内流和外流，一个开放国家能够更好地让资产进行配置，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帮助这个国家增加竞争力。我认为开放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他解释道，中国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在改革开放当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是也的确有两个冲突：一个与金融相关，一个与资本控制有关。比如，中国如今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债券市场，体量大概有11万亿美元，但约95%～96%都是国内市场，所以效率是比较低。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