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加息持续，欧、日央行也缩减了购债规模，全球货币政策收紧使得新兴经济体承受了一定程度上的压力。一方面,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抽离,可能令这些国家的货币和股市面临阶段性的调整压力。另一方面,在发达经济体持续去杠杆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的总债务却持续攀升，全球融资成本尤其是以美元举债的成本上升，新兴经济体的外债负担、总体债务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此外，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争端也给新兴经济体增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于4月9日举办的博鳌论坛“
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与债务风险”分论坛邀请了金砖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财务管Leslie MAASDORP、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泛美开发银行副行长Santiago Levy、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Hans-Paul Burkner和Investcorp执行董事长MohammedBin Mahfoodh AI Ardhi共议新兴经济体的债务问题、资本外流问题，以及中美贸易争端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等。

中国债务问题不严重

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央行长期实行量化宽松（QE）政策，新兴市场累积了大量外债，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不断攀升，而从2015年底美联储加息开始，全球主要央行开始收紧货币，这一定程度上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潜在的债务风险。

对此，MohammedBin Mahfoodh AI Ardhi表示，最重要的不是看短期的资本流动，而是要看在长期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流动性情况如何。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增长还是比较强劲的，投资也并没有介入到债务的风险中。

“我觉得在中国和东南亚、印度，它们的情况都还不错，我还是持乐观的态度，但在非洲和拉美国家，或者是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可能这些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他称。

李扬则表示，“中国的债务问题没有很严重，且政府已经注意到并开始解决。”

他称，债务问题是“老故事有新的因素”。老故事指资金都是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流动。“这个老故事曾经在这次危机之初发生了一点变化，当时有个说法叫‘双轨脱钩’，‘双轨’指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两个轨道，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比较快，发达经济体发展比较慢，而且关联度不高。”但他称，现在事实证明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而新因素指过去都是新兴经济体负债，但这次发达经济体也负债，且债务非常高。因此，需要研究这个新问题。

在李扬看来，最关键的问题是各国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如果一国储蓄率高就不会出问题，但储蓄率低就会发生危机，例如此前的美国。“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迅速恢复，也得益于高储蓄率。”他称。

李扬表示，此前，中国外汇储备有过流出的情况，但中国的外汇储备是通过经常项目顺差获得而不是通过负债获得，因此问题不大。同样地，如果从存量角度来看，即从资产负债表角度来看债务问题，中国的资产负债表很健康。

在谈及债务的结构性问题时，李扬表示，国债没有问题，地方政府债务有一些问题，但最近也通过了一系列法规来解决。他介绍称，去年第四季度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已经持平了。

而在企业层面，李扬认为应该区分国企和民企，民企债务已稳定，国企债务尤其是僵尸企业是个问题，中国政府计划用三年时间解决。

Santiago Levy分享了南美国家的情况。他称，南美绝大部分国家在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债务的比例比其他国家高，一般来说占到GDP的17%～18%。

也因此，他表示，“南美国家现在还在做很多努力，但这些努力是否足够很难说，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它们对于全球资本市场的接触度或包容度也不太一样，但是有些国家的反应比较慢，比如阿根廷。”

但他认为，现在全球市场的紧缩会事先通知，市场有所预期，因此，并不会太多惊扰市场。

Leslie Maasdorp则指出，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需要关注的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把经济推动到下一步的阶段，其中涉及改善增长的质量，创造增长的可持续性，包括环境的持续性，而且要尽量地降低因为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不平等。

资本外流与内流共存

货币政策收紧对新兴经济体的另一个潜在风险——资本外流，以及资本外流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也引起嘉宾们的热烈讨论。

Hans-Paul Burkner称，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了，并且是一个全球范围内非常重要的经济体，也有开放的金融和财政。

“当然，资本会有一些外流，但也会有流入，如果我们总是担心所有这些钱都会流出去，可能就低估了中国对于投资的吸引力。如果一个国家的增长是非常持续的，是有法制的，那我相信人们会持续性地投资。”他称，“我觉得会同时有内流和外流，一个开放国家能够更好地让资产进行配置，也可以得到更好的回报，帮助这个国家增加竞争力。我认为开放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他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是至关重要的。

他解释道，中国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在改革开放当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但是也的确有两个冲突：一个与金融相关，一个与资本控制有关。比如，中国如今已经是世界上第三大债券市场，体量大概有11万亿美元，但约95%～96%都是国内市场，所以效率是比较低。

“随着经济增长，资产配置成为了一个成功性非常重要的来源。我觉得人民币国际化恰逢其时，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速度和顺序，而且人民币已经被纳入了特别提款权（SDR），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使用，这会进一步巩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更愿意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人民币越来越频繁地被全世界使用，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他称。

此前，中国在2015～2016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流出引起世界的关注。对此，李扬分析称，中国的资本流出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移民式的流出，用经济学来说是资本外逃，这一部分在中国国家财富里是永远地消失了。但更多的是投资，即用外币到国外比如美国去投资，这一部分是健康的。中国此前1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减少，相当部分是后面的情况。这源于中国国内的投资机会慢慢减少，投资者发现美国的投资机会，于是到美国去投资。

他称，“2015年是一个分界线，中国投资者发现，在2015年之前，从国际市场借钱，然后换成人民币，投资人民币定价的市场是最有效的，但是那个时候利率发生变化，从国内借人民币换成外币到外国去投资是最好的。我感觉这个变化其实是一个正常现象，中国开始对外投资了。”

对于这一进程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李扬认为，如果中国国民带着人民币到外国去投资，而且被东道国接受，这就是人民币国际化一个大的进展，但目前还不太能做到。不过，他也称，现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很多都接受用人民币到当地投资。

中美贸易争端百害而无一利

近期，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中美贸易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全球化的影响，无疑是本届博鳌论坛所有分论坛上绕不开的热点话题。

对此，李扬表示，两个大国发生贸易战对两者都没有好处，对世界也没有好处。“中美贸易争端是美国单方面用它的单边主义面对中国的多边主义，我们政府已有明确的表态，我作为研究者也同意政府的看法。”他称。

李扬坦言，此次争端当然会影响中国资本流动、汇率、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受损也是全面的。但他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对外的依赖已经没有那么强了，对外依赖无非两样：食物、货物，在国际收支的经常帐户下反映；还有资金，在国际收支的资本与金融帐户下反映。”

他称，中国经常帐户的总盈余不高，去年年底占GDP只有2.6%，因此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

“如果过去的资本积累通过借债形成的，那问题就大了。但中国的资本过去是通过长期的贸易积累而形成的，那问题就不太大。它（贸易战）当然会造成我们的财产损失，但是这个损失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就没有那么大。”

汇率方面，李扬认为，全球还是会维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如果汇率波动的话，世界就会混乱，我相信不会从贸易战延伸到汇率战。国际上的政治家们应当有这个理智。”他称。

Leslie Maasdorp也比较乐观。“我觉得最终经济的理智会胜出，一百多年前不少国家都想做一些地方保护主义，但是现在世界已经开放很多了，有很多多边主义和国际性的机制。”他称，“世界上两大经济体要理解之间的相互依赖，比如说中国是美国国债的主要购买国，十年前并不是这样的，过去十年有比较大的变化，希望大家最终坐下来。”

Mohammed Bin Mahfoodh AI Ardhi表示，中美贸易争端的确是一个很值得担心的问题，如果加剧的话，对于全球的价值链不会是一件好事。“我觉得贸易战是一损皆损，对于世界金融或经济都不是好事。”他称。

Hans-Paul Burkner也认为，贸易争端短期可能会情况恶化，最终受影响的不仅仅是新兴市场，发达市场也会受影响。他希望人们都能回归理性。

Santiago Levy点出了中美贸易赤字的本质。他称，最终还是储蓄率的问题，美国政府担心贸易赤字，但不能仅仅从一个方面来解决贸易赤字的问题。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开支较高，无论是与哪个国家存在贸易赤字，最终总会有赤字的。

因此，他建议，（美国）应该推出各种财政政策和其他鼓励储蓄的政策，除此之外其他方法其实不那么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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