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加息持续，欧、日央行也缩减了购债规模，全球货币政策收紧使得新兴经济体承受了一定程度上的压力。一方面,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抽离,可能令这些国家的货币和股市面临阶段性的调整压力。另一方面,在发达经济体持续去杠杆的情况下,新兴市场的总债务却持续攀升，全球融资成本尤其是以美元举债的成本上升，新兴经济体的外债负担、总体债务的可持续性面临挑战。此外，逆全球化、保护主义抬头、中美贸易争端也给新兴经济体增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

为了探讨这些问题，于4月9日举办的博鳌论坛“
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与债务风险”分论坛邀请了金砖银行副行长兼首席财务管Leslie MAASDORP、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泛美开发银行副行长Santiago Levy、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Hans-Paul Burkner和Investcorp执行董事长MohammedBin Mahfoodh AI Ardhi共议新兴经济体的债务问题、资本外流问题，以及中美贸易争端对新兴经济体的影响等。

中国债务问题不严重

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央行长期实行量化宽松（QE）政策，新兴市场累积了大量外债，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债务不断攀升，而从2015年底美联储加息开始，全球主要央行开始收紧货币，这一定程度上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潜在的债务风险。

对此，MohammedBin Mahfoodh AI Ardhi表示，最重要的不是看短期的资本流动，而是要看在长期情况下新兴经济体的流动性情况如何。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增长还是比较强劲的，投资也并没有介入到债务的风险中。

“我觉得在中国和东南亚、印度，它们的情况都还不错，我还是持乐观的态度，但在非洲和拉美国家，或者是在欧洲的一些国家，可能这些情况是不太一样的。”他称。

李扬则表示，“中国的债务问题没有很严重，且政府已经注意到并开始解决。”

他称，债务问题是“老故事有新的因素”。老故事指资金都是从发达经济体向新兴经济体流动。“这个老故事曾经在这次危机之初发生了一点变化，当时有个说法叫‘双轨脱钩’，‘双轨’指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两个轨道，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比较快，发达经济体发展比较慢，而且关联度不高。”但他称，现在事实证明情况并没有太大变化。而新因素指过去都是新兴经济体负债，但这次发达经济体也负债，且债务非常高。因此，需要研究这个新问题。

在李扬看来，最关键的问题是各国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关系，如果一国储蓄率高就不会出问题，但储蓄率低就会发生危机，例如此前的美国。“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迅速恢复，也得益于高储蓄率。”他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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