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贸易伙伴潜在债务危机(2)

美国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双杀”可能引爆新兴市场债务危机

三十余年倏忽而过，今天的新兴市场是否面临新的债务危机乃至风险？答案是肯定的。此前新世纪以来西方主要中央银行持续的宽松货币政策已在新兴市场制造了史上罕见的债务融资盛宴，而美国实施三十年来最大规模税改，外加收紧货币政策，“加息+缩表”进程提速，这样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双杀”将从多个渠道打击新兴市场经济：

首先，正如历史上已经一再发生的那样，“中心”国家货币政策收紧必然引发“边缘”国家资本外逃，只是程度轻重有所区别而已。美联储预计2018年将加息3次，2019年加息2次，同时月度缩表规模增加到200亿美元（包括120亿美元国债和8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尽管去年美元汇率疲软，尽管今年2月美股一度剧烈波动，增加了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硬着陆的担忧，但日益加大的通胀压力，以及为下一次危机提前腾出宏观调控“稳增长”空间的客观需求，决定了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步伐将是相当坚定的，“边缘”国家市场参与者和货币当局对此应有足够冷静的认识。

同时，税改还进一步激励了资本从新兴市场回流美国的内在动机。

其次，由于许多新兴市场国民经济高度依赖初级产品行业，而“中心”国家货币政策收紧必然会打击初级产品行情，亦即打击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以美元计价的国际贸易商品价格衡量，本世纪初的初级产品牛市始于2002年，结束于2012年，2016年一季度跌入这一轮熊市的低谷。从2016年二季度起，由于美联储在大选年迟迟不加息，加之中国实施了超强力度的“去产能”措施，初级产品行情开始反弹，去年反弹尤为强劲。2016、2017两年许多新兴市场经济回升，主要归功于此。然而，在美国加速收紧货币政策、中国等其他主要中央银行也陆续跟进的情况下，这轮已经延续近两年的反弹还能持续吗？

给上述潜在债务风险雪上加霜的是，一些新兴市场还在实施加倍宽松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导致其通胀、财政赤字、贸易逆差等指标持续恶化。如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其现行财政、货币政策恐怕成问题。坚持低利率以刺激消费和投资，大举开展基础设施建设，结果是通胀率达到11.9%，而货币当局的通胀目标是每年5%，导致土耳其里拉汇率跌到1欧元兑4.67里拉的历史最低水平，去年9月初以来一个季度时间里对欧元贬值近15%，对美元贬值16%以上。美国税改造成“双杀”局面后，土耳其货币汇率面临压力还会更大，进而带动其通胀压力也会更大。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还像是打了鸡血一样，跟欧洲、美国干架上瘾，对土耳其经济应该是进一步加大了不确定风险。不仅是土耳其，另外巴基斯坦、委内瑞拉等国，相继被不同国际机构列为债务危机高风险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