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应对贸易伙伴潜在债务危机

我国的新兴市场贸易伙伴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演上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这是当今中国对外经贸和国内金融市场稳定面临的现实问题。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本世纪初以来新兴市场在中国外贸出口中占比已连续多年在50%上下，中国潜在海外风险资产和潜在跨境金融风险程度已空前提高，而美国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双杀”可能引爆国际资本大规模回流美国，重创初级产品行情，从而危及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市场和整个宏观经济稳定。

新兴市场上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回顾

位居国际货币体系中心的国家收紧货币政策，在国际货币体系边缘地带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动逆转和债务危机，这是至少数十年来甚至百年来国际经济运行的常见现象，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令世界经济创巨痛深的这样一场资本流动逆转，就是上世纪80年代席卷几乎整个发展中国家和苏联东欧集团的债务危机，还由此引发了深刻的国际政治变动。

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经济体“奔腾式通货膨胀”时期，利率水平提升相对滞后，导致1974~1977年扣除通胀后的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连续4年为负数，1975~1980年间平均实际利率为0，1970~1980年平均实际利率也只有0.4%。低廉的实际利率吸引非西方国家纷纷加大力度利用西方债务融资，即使与西方阵营敌对的主要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苏联当时将引进外资列为战略措施，其“九五”期间引进西方资本共计176.61亿美元，其中1973~1975年间引进145.32亿美元，占82.3%，是苏联从西方借贷的最高年份，且有的单项大宗贷款超过10亿美元。中国也在此时期抓住1972年尼克松访华取消对华全面贸易禁运的有利时机，以贸易信贷等形式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利用外资的第二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以利用苏联资金为主的“一五”计划）。上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我国利用出口信贷和延期付款方式从日本和西欧国家引进冶金、石化、机械、电子、轻工等技术设备，共签订合同300多项，成交金额100多亿美元。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铁腕推行紧缩货币政策，一方面有效治理了此前的“奔腾式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也因造就了“耶稣以来最高的实际利率”（时任西德总理施密特语）而把后发国家债务融资从美梦盛宴推向噩梦深渊：美国优惠利率（年率）从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和1982年中的15.3%，欧洲货币市场伦敦同业拆放利率从1976年的6%提高到1980年的11.6%和1981年的14.3%，债务融资条件急剧恶化。以1982年墨西哥无力偿还外债而引爆全球性债务危机为开端，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重灾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相继陷入“失去的十年”，波兰外债危机更催生了团结工会，由此启动了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