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进入一行两会时代，研究建议发展与监管分开(2)

无论中国还是英国，监管部门都面临“多目标”的难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助理教授菲利普·裴驱（Philipp Paech）研究表示，监管的目标最终都为了支持增长，但同时又要兼顾维护市场诚信、保护投资者权益、维持市场竞争、防范市场风险等等。在他看来，现有的监管框架中，中国更看重增长，英国更看重市场。

不过，在周皓看来，英国的“双峰”监管模式对我们有参考意义，但中国金融机构数量多、业务类型复杂、创新速度快等特点，意味着中国的监管模式一定是独特的。他建议，我们应采用类似的以风险和原则为导向的、有中国特色的监管体系，并保持对新技术和新挑战的机动灵活性；同时，利用现有的监管框架，通过设计更好的协调机制来实现对日益增长的金融体系的监管。

“建议金稳委采用类似于FPC的授权与职责，但保留中国特色。具体地讲，其首要目标是加强中国金融体系的抗压性，而次要目标是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它应该被赋予指导与建议的实质性权力，包括订立和解释法规等方面。”周皓表示，在现实中有可能导致宏观经济不平衡和系统性风险增加的情况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能够向非金融部门提出建议，对快速发展的转型性经济国家来讲，这项独特权力将使中国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超离现有的监管模式，开创一种解决金融稳定的新途径。

系统风险低，个体风险有积聚

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设计指标进行监测，《报告》结果显示，去年至今我国整体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处于相对稳定区间，远离风险警戒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监管风暴”开始时期，用来监测金融巨灾风险的指标，曾经一度出现快速上升。

从行业分类来看，银行、证券、保险三个子行业中，规模占比最大的银行业具有最高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边际贡献。其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边际贡献趋于下降，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边际贡献却呈现上升的趋势，且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资本覆盖能力相对较弱。

《报告》认为，浦发银行、北京银行、中国平安、平安银行、招商银行以及兴业银行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指标增幅远高于行业均值，值得监管层重点关注。

“总系统性风险角度来考虑，大银行风险不大，小银行影响不大，对系统性影响最大的是中等股份行。”周皓告诉记者，这是因为去年一季度末银监会对理财产品及资管计划领域的金融乱象开始治理，同时，央行货币政策在去年年初也进入偏紧的上升通道。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类型的银行，受到的压力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