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融资优化经济结构要重视税务问题

我们看到，投融资对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有着重要意义。而在这个过程中，税收需要发挥有效的激励机制作用。

投融资带动经济结构优化

虽然拉动GDP增长有三驾马车——进出口、消费和投资，但中国的实践证明在过去的十年间，投资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未来，投资依然是经济结构改革的重要路径。

在投资方面，对内对外有两个着力点。一个路径是PPP，即用政府资本带动民间资本，促进投融资结构的优化。另一个路径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通过“一带一路”拓展国际市场，带动境内外投资，共同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重要的投融资创新模式。PPP指PrivatePublicPartnership，关键在于合作(Partnership)。目前PPP的合作领域已经非常广泛，覆盖了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其中基础设施投资是PPP的重点，同时PPP的投资也在医疗卫生、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老、文化、保障性安居工程等公共服务方面，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截至2017年6月末，全国PPP入库项目已达1.3万个，总投资额达16.4万亿元，其中已落地投资额为3.3万亿元。2017年上半年，全国已成交的PPP项目达到1357个，同比增长31.4%，投资规模达到1.73万亿元，同比增长27.8%。PPP模式在我国得到广泛的应用及发展。

PPP的种类目前主要分三种：非经营性的主要由政府付费，经营性的由市场付费，以及准经营性的由市场付费加上政府补助。从优化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为了解决地方财政资金短缺问题，将来应当以经营性PPP项目为主导。如果始终是以政府付费的形式，则地方财政资金不足的问题很难得到解决。

目前PPP运作主要有委托运营、管理合同、BOT、BOO、TOT、ROT六种模式，最为常用的是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运营、移交的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三个特点：1.周期长，项目时间跨度大;2.涉及主体多，包括项目公司、项目部、银行金融机构、运营方等多方主体;3.涉及税种多，是投融资中需要突破的税务问题。

“一带一路”是另一拓展投资的重要路径。2016年国际投资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50个国家的投资流量达到189.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这一规模还在进一步扩大。在丝路基金助力下，“一带一路”投资项目的未来会更加壮大。目前中国在“一带一路”相关的60个国家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3987个，新签合同额达926.4亿美元，占同期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的44%。2016年的数据显示，中国成为继美国后全球排名第二的资本输出国，但是在整个输出结构中，我国对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金额占比依旧偏低，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具有广阔的空间。

投融资优化经济结构中的税收问题

在“一带一路”相关投资和境内投资带动经济结构优化中，税收起着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

在设计上要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匹配，在投融资优化结构上需要关注很多税收问题，其中主要聚焦在以下六点：

第一，产业基金的重复计税问题。

投资过程中资金运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只有从高资金成本阶段过渡到资金成本相对合理的时代，制造业的春天才能到来。在产业金融崛起、金融创新发展的大背景下，产业基金的问题需要重新考量。

根据我国税法，企业直接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不缴纳企业所得税，但目前合伙基金采用先分后税的方式，前期获得投资的法人企业在股息红利分配之前已缴纳了企业所得税，当合伙基金向基金的法人合伙人进行分配时，法人合伙人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存在重复计税的问题。在2008年企业所得税立法时，产业基金还不活跃，随着时代发展和金融创新，税制也应当顺应发展做出相应优化，使产业基金获得与直接投资平等的税收待遇。因此笔者建议，产业基金应当适用穿透性原则，在中间环节应视同于直接投资。

第二，生命周期长，收入成本不同期间错配。

由于PPP项目的生命周期较长，涵盖初始期、建设期、运营期及移交期等不同阶段，而每个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由于PPP项目的特点不一，容易造成收入成本之间的错配。例如项目在初始期及建设期，主要发生成本支出，运营期则主要发生收入，当成本大于收入时，按企业所得税的原理，其发生的亏损只能在未来5年的盈利中抵减，则有可能造成无法递减部分成本，增加企业的负担。增值税虽然留抵额可以无限期结转，但也会占用企业资金的货币时间价值。对于这种由于周期长、确认收益时间段不同造成的不平衡需要通过税收进行适当纠正。因此建议，延长所得税盈亏相抵的期限，扩展从产生负所得税到后期可以抵免的期限。

第三，财务投资者的资本弱化的问题。

关于财务投资者的进入，企业所得税法有明确的反避税手段，对于非金融企业债务性融资与权益性融资的比例不能超过2：1，超过部分的利息无法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资本弱化方面存在类似的全球惯例。在PPP项目中由于资产负债率的需求和企业规避风险的需求，通常需要较大规模的资金，因此通常采用“小股大债”的方式，财务投资者既是股东的身份，同时也是债权人的身份，投资者巨额的财务融资造成的资本弱化问题，将造成PPP项目税收负担增加。因此建议，资本弱化按公平交易原则调整，具体债资比可以考虑突破2：1的限制。

第四，资产转移视同销售的税收问题。

当PPP项目的运营期结束，进入资产无偿移交的阶段时，如无特殊规定，资产无偿移交需要按照视同销售纳税。而PPP项目的资产总额较大，许多项目在几百亿元以上规模，如果按视同销售纳税，则会大幅减少PPP项目的投资收益。因此建议，对BOT项目在整体移交时按照免税处理。

第五，多主体、多合同的印花税的税收问题。

多主体、多合同的印花税要与增值税相匹配，PPP项目中既包括框架协议，也包括施工总承包合同、借款合同、采购合同、股权投资协议、运营外包合同等，如果相互包容、相互交叉的合同，并且外包合同需要层次缴纳印花税，则会造成一定程度的重复计税，抑制专业化分工，也增加PPP项目的成本。因此建议，对印花税允许差额计税，与增值税促进专业化分工相趋同。

第六，境外PPP项目的投资收益回流问题。

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减少资本流动的税收障碍将大大提高资本的中性，也就是资本的流动以资本的回报为主要驱动力。在35个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有28个采用“属地制”，实行免税法。“属地制”的免税法更具税制国际竞争力，对于海外投资利润回流有极大利好，也是世界税制发展趋势的体现，对于我国借鉴境外PPP项目的投资收益回流问题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根据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国别报告，中国企业不存在过多关联交易、转移定价的复杂设计，而存在的核心问题是企业汇回利润的纳税问题。我国需要对企业利润回流是否要采用免税法代替抵免法进行考量，建议对于海外投资回流的利润采用免税法代替抵免法。

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优化经济的路径中，投融资作为关键的着力点，对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有着重要意义。国内以PPP为重要的投资创新方式，境外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方式，两个路径双管齐下，拉动经济结构优化，其中税收必然需要发挥有效的激励机制作用。

(作者系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