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从出口竞争力看我国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问题(3)

基础研究投资主体单一化，企业基础研究投资比例不高，不利于科技创新的活力与持续。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发达国家基础研究的投资主体都十分多元化。以美国为例，据《Science and Engineering Indicators 2016》的统计，2013年美国基础研究投入804.6亿美元。其中，企业投资212.13亿美元，占比26.4%;联邦政府投资378.26亿美元，占比47%，此外非营利组织、大学的占比也达到了2.9%、11.7%。

相反，我国的基础研究主要依赖于政府的投入，投资主体十分单一。由于目前我国尚未有对基础经费来源的持续统计，朱迎春根据全国财政支出数据与基础研究经费统计数据，测算出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政府承担了98%的经费，企业资金仅占2%，远低于美国的企业投资占比。

与此同时，政府的引导有可能会“适得其反”。虽然近年来我国政府持续通过科技基金、创新奖励等形式加大对研发活动的引导与支持，但是现实中，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这种引导促使一些企业通过寻租或者谋取税收优惠进行低质量、低效率的“策略性创新”，甚至政府对科研机构的投入，无形中挤占、抬升了企业获取相关资源的成本。因此，调整基础研究投资结构对于改善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水平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此外，研发投入效率不高对出口竞争力提升形成拖累。我们用每单位研发费用在出口份额的比例作为衡量研发投入效率的一种指标。计算发现，美国与日本的研发效率相对平稳，相反，中国的研发效率在过去的二十年出现小幅下滑。这也与我国出口产品附加值仍然集中在组装加工环节的事实相对应。

中国风险投资支持企业研发作用有限

与美日相比，风险投资的技术效率有待提升。由于企业资金是R&D投入的主要来源，而风险投资又对于激励企业创新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R&D投资与中小企业风险资本的比例来衡量不同国家风险投资的技术效率，根据我们的估算，中国的中小企业风险资本技术效率远低于美国、日本。这样的差距也从侧面体现出中国在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背景下，研发效率主要集中在大型企业的贡献。

从美国与中国风险投资的行业比较看，2015年美国风险投资行业占比最高的是软件技术，占比达到40%;2016年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占比最高的则是互联网，达到24.48%。然而，互联网行业作为推动资本市场发展的领军力量，是否可以代表我们企业研发技术投入快速上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