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从出口竞争力看我国研发投入的结构性问题(2)

以苹果公司的手机为例，iPhone产品的研发、设计在美国完成，处理器与存储芯片来自韩国，触控面板、显示器来自日本。此外，欧洲的德国、荷兰等公司也提供了其他主要的零部件，最终，在中国组装之后再出口至苹果公司。一部iPhone手机的总价值中，仅有1.8%的价值来自中国，并且苹果公司对整个价值链的分配有着绝对的控制权。

基础研究支出占比过低制约出口产品附加值提升

研发投入是影响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动力，具体又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实验发展三个方面。其中，基础研究是为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律，获得新发展、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

应用研究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索应采取的新方法或新用途。

试验发展则是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生产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工作进行改进。因此，基础研究不仅是应用研究的先决条件与催化剂，也是中国产业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源泉。

研发经费尤其是基础研究支出占比不高制约着中国出口产品的增加值提升。尽管我国研发经费的占比不断提升，然而研发投入强度与美国、日本、韩国等重要的制造业大国相比，仍有着明显的距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研发投入占比主要在工艺改进的应用制造环节，2015年基础研究占比仅为5.1%，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国家，这也就意味着制造业产业升级后劲不足会拖累出口产品增加值的提升。

我国应用型学科研发投入较多，基础型学科研发投入较少，不利于基础研究知识的积累与创新。从投入金额角度看，2015年我国电子通信的科研投入金额最高，达到264.02亿元，占比17.44%，农学投入也高达49.5亿元，相反，基础医学、力学、数学等基础性学科仅投入了9.88亿元、2.56亿元和2.13亿元。从研发投入的人员来看，电子通信和农学的资源优势更为明显，分别为全部人力投入的15.39%与8.12%，远远高于数学(0.28%)、力学(0.19%)、基础医学(0.92%)等学科。

资源在不同学科的错配亦有可能是形成不同行业非均衡发展的重要推手。随着大量的资源流向电子通信行业，在推动华为、中兴等一批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隐藏了巨大浪费的风险。例如5G技术的快速发展，有可能导致前期3G、4G的大量的研发投入转变为沉没成本。农业同样占据了国家大量的科研资源，然而由于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的行业，同质化竞争情况较为突出，随着劳动成本的上涨不断对资本回报进行压缩，中小企业转移、退出的现象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