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困扰学界数十年的金融政策难题，中国是如何化解的？(3)

再例如，在资本自由流动方面。自1996 年人民币实现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之后，只要资本项目下实现可兑换，那么人民币就是自由兑换的货币了，而且自由兑换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因为“从国际经验看，在经常项目可兑换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管制很难充分有效”（周小川，2017）。但针对跨境资本异常波动加重环境下（自2014年四季度银行结售汇开始出现逆差，2015年9月最高曾逆差超过1000亿美元，到2017年8月已经收窄至40亿左右），央行采取的“实需用汇背景”、动态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等，均也属于调整政策参数的范畴，同样也是在市场化、透明的规则下进行调整。

至于说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以1997年放开银行间债券市场回购和现券的交易利率作为启端，到2015年彻底取消对存款利率的管制，可以说中国利率市场化已经基本完成，意味着市场化规则已经确立下来，目前在“利率走廊”的调控机制下，央行能够针对国内的通胀、资产价格以及金融领域杠杆等，灵活调整市场利率中枢。

更为关键的是，上述三角的政策参数调整节奏，并不是同步的，而是穿插着来的，依据则是对于经济矛盾判断下的相机抉择的政策选择，即“非等边三角”是动态变化的——长边和短边都不是永恒的，因而才需要政策必须有所侧重，但正是这个有所侧重在实现“兼顾”，不仅没有引发危机，而且人民币目标慢慢地接近实现。

最后，以上分析，只是对中国实践的梳理，而这些实践之所以成行，自然离不开理论上的准备，当然这个准备也是逐渐形成和清晰的，并且正在系统化，这个变化也是中国实践的重要内容，为此我选取了九篇文章，因为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历史回顾，此九篇均是不可、不能错过的（仅是个人看法），题目如下（按时间排序）：

1.易纲，《汇率制度的选择》，2000年；

2.易纲，《汇率制度角点解假设的一个理论基础》，2001年；

3.周小川，《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前景和路径》，2012年；

4.孙国锋，《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2012年；

5.孙国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逆差——总体平衡目标下我国国际收支格局的选择》，2014年；

6.周小川，《金融改革发展及其内在逻辑》，2015年；

7.周小川，《把握好多目标货币政策：转型的中国经济的视角》，2016年；

8.孙国锋，《在非等边不可能三角实现宏观总体平衡》，2017年；

9.周小川谈人民币入篮SDR：对外开放进程的历史性进展，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