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道困扰学界数十年的金融政策难题，中国是如何化解的？(2)

第四，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均已稳居全球第二，作为经济大国，无论是从主观愿望，还是客观需要，成为主要国际货币自然成为人民币的目标，入篮SDR就是此进程的重要里程碑。当然实现这个目标需要走很长的路，但在此目标下，资本自由流动和灵活、弹性、完全浮动的市场化汇率作为路径方向却是确定的，而经济大国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要求自不必多言。

综合以上四点，结论就是：对于中国的金融政策而言，一个客观要求就是必须要实现对“三角”的兼顾。就实践结果而言，中国确实也实现了“兼顾”，渐进式地取消了资本管制，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也逐步得以构建完成，期间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并未出现完全失控，即没有出现爆炸性结果——金融危机。

那么，中国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关键点在于相机抉择地调整政策参数。

由于中国兼具一个大的转轨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特征，所以不同阶段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点是有巨大差异的，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一方面增加了政策安排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为政策能够有所侧重提供了“可乘之机”，即中国面临的“不可能三角”是非等边的（孙国锋，2017），所以只能相机抉择，而非是“条件论”和“顺序论”。

相机抉择需要有抓手才能让有所侧重的政策选择落地，这个抓手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政策参数。

由于在实现完全市场化和国际化之前，对于利率、汇率和资本流动均存在和需要“管制因子”，那么宏观层完全可以通过调整政策参数，来改变管制的力度和范围，从而实现政策意图，而且“管制”一词是中性的，使用“管制”的效率和成本，则取决于一整套尽量精细和科学的基础要件。

例如，在汇率稳定方面。在8.11汇改之前，人民银行曾经采取过区间盯住、控制波幅，甚至是直接入市干预等手段，来维护汇率稳定。而8.11之后，更加依靠透明的规则和政策参数调整，来维护汇率稳定。2015年8月11日完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目的就是明确“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含义就是指市场交易形成的收盘价；之后于2015年12 月11 日开始公布CFETS、BIS 和SDR 三个货币篮子来明确“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基本标准；2016年2月又明确市场供求为基础和参考一篮子货币结合机制——“上日收盘价+一篮子货币变化”；2017年5月又引入逆周期因子，充分体现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中逆周期因子就是典型的政策参数。结果就是人民币汇率由预期发散单边（升值/贬值）的行情逐渐收敛为有弹性的双向波动行情。可以说按照“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的安排，目前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市场化规则和政策参数两个方面具备了实现“汇率稳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