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者既要懂金融还要懂技术(2)

第一，过去金融风险没有全面爆发，主要是受到两个因素的支持，一是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二是政府的全面兜底。而现在这两个因素都在不断地弱化。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2010年的10.6%回落到2016年的6.7%，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甚至催生了许多僵尸企业。政府继续兜底的能力也已经明显减弱，借用国际清算银行“风险性三角”的概念，目前在我国同时出现了杠杆率上升、生产率下降和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收缩。这些均表明现在我国金融风险增加但政府应对的空间收缩，所以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确实在上升。

第二，市场上的流动性十分充裕，但可投资的资产规模相对有限。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比例已经上升至208%，特别重要的是最近出现了银行存款短期化的问题。充裕的流动性追逐有限的可投资资产，只要流动性进入一个领域，那个领域就会繁荣，也很容易出现风险和泡沫，市场回调就在所难免。而这正是过去几年金融风险不停地在不同领域之间游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三，在监管框架方面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众所周知，“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缺乏有效的政策协调。监管政策定位也有许多可议之处，比如监管部门经常把金融稳定和行业发展混在一起，把金融监管和宏观政策混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些金融交易没有受到充分的监管覆盖，特别是影子银行和数字金融领域。

上述系统性金融风险与数字金融紧密相关，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因素可能会作用到数字金融领域。同时数字金融的一些问题也可能加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而数字金融的发展，在如下几方面给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可能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国传统的货币政策关注的是货币供应量、银行贷款以及社会融资总额。而数字金融的高速发展令越来越多的资金在银行体系外运转，这就可能影响央行对货币数量的度量以及调控。比如蚂蚁金服的余额宝现在的投资规模已经达到1.45万亿元，这笔钱应该计在M0中，但其流转就不会再影响M1和M2。更重要的是，余额宝中的钱究竟算现金还是资产?因为这两者之间可以瞬间实现转换。因此，数字金融的发展可能导致央行调控基础货币的能力下降，甚至令货币流转速度加快。这些都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了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