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于学军：金融风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

截止去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达到155万多亿元，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3.8倍。2016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规模达到232万亿，而2007年末约为53万亿。“九年翻了4.4倍，膨胀速度惊人。”8月24日，中国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于学军在“2017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上指出，中国金融风险面临前所未有复杂局面。

他表示，因为中国货币信贷数据均大幅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率，致使中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即M2与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1.51倍快速上升为2016年末的2.08倍，即M2的年末余额是当年GDP总额的2倍多，这在全球大经济体中早已“一骑绝尘”。

货币信用巨额增加

于学军表示，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长期持续的货币信用巨额投放，是金融风险积累的重要外部环境。

为了抗击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冲击，当时中国政府紧急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的刺激性经济政策，旨在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以拉动日渐乏力的经济增长。这当中，最出名的就是“4万亿”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同时，为了配合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计划，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仅用3个月的时间，就将大型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由初期的17.5%连续下调为15.5%，中小型商业银行则进一步下调为13.5%，分别下调2和4个百分点，在短期内释放了大量流动性，致使货币信用巨额增加。

以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为例，当年猛增10.5万亿元，增长幅度达到了33%，而在此之前每年的贷款新增额最多(2008年)未超过5万亿元，2007年则未达到4万亿元。这就意味着：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为了刺激国内的经济增长，2009年的贷款新增额约为以前年度的2-3倍。而之前的2002-2008年也正是中国经济增长出现过热、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并施以紧缩性调控政策的一个重要时期。

除了巨额的放贷行为之外，还体现为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表内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当年猛增3.3万多亿元，也是2008年新增额的2倍以上。2009年我国广义货币M2猛增27.7%，狭义货币M1更是剧增32.4%;而2009年社会融资总规模几乎比上年翻了一番，增长99.3%，全年达到13.9万亿元。

以上所列举的主要数据都表明，2009年是中国货币信用巨额膨胀的一年，并从此将中国的货币信用基数推上一个“高台”，这极易造成以后年度参照系发生误会或误判。

危机后注入大量资金稳经济

于学军指出，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的发展环境与危机前相比已大相径庭，并持续承受着长期的经济下行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出台了多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旨在稳定经济增长。具体有：一是调低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基准利率;二是发明多项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三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其中包括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四是推出重点建设基金，专门用以解决地方政府投资当中的资本金不足问题，也注入了大量资金。

截止去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达到155万多亿元，是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的3.8倍;狭义货币M1则达到48.7万亿元，是2007年的近3.2倍。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产总规模来看，2007年末约为53万亿，2016年末则达到232万亿，九年翻了4.4倍，膨胀速度惊人。其中，境内本外币贷款由2007年的27.8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末的112万亿元，同期也增长4倍以上。

同时，银行的贷款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中房地产信贷迅速增长，成为银行业重要的支柱性业务，其规模由2007年末的4.8万亿元增加到2016年末的26.7万亿元，同期增长近5.6倍;房地产信贷占全部贷款的比重由2007年的18.3%上升为2016年之后的25%以上。

于学军特别指出：危机后房贷大幅增长中又以2009-2010年和2015-2016年两个阶段最为突出，前两年分别每年新增2万亿元以上，后两年则分别新增3.6和5.7万亿元，占当年新增贷款总额的比重分别为20.9%和25.3%、30%和45.2%以上，这也正是这两个阶段全国房地产市场为何出现暴涨的重要推动力量。

以上例举的货币信贷数据均大幅超过同期的经济增长率，致使中国的经济货币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即M2与GDP之比)，由2007年末的1.51倍快速上升为2016年末的2.08倍，即M2的年末余额是当年GDP总额的2倍多，这在全球大的经济体中早已“一骑绝尘”。

这些变化当中，还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银行投资类资产快速扩大，至2016年末已达到62万亿元，较2007年增加51万亿元。其中，近两年来，由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以及新兴货币政策工具的大量使用，致使银行业投资类业务出现爆发式增长，2015和2016年分别新增16万亿元和13.8万亿元，各增长50.5%和28.5%，也是正常年份新增额的2-3倍。伴随着货币信用以及金融业资产负债表的持续巨额扩张，导致中国的债务率水平快速上升，现已成为海外媒体谈及中国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隐忧。

金融风险防控四大难点

针对经济新常态时期的金融风险，于学军提出四大问题。第一，纵览全球金融发展史，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发生的金融危机，均为在此之前货币信用的过度膨胀所为，都有一个货币信用长期持续扩张并不断积累的过程。而一旦引发资产泡沫化并使通胀压力快速上升，货币信用扩张也就走到尽头，甚至难以为继。随之而来的紧缩性政策，往往又是刺破资产泡沫的重要外部因素;而资产泡沫一旦破灭就会引发连锁反应，并常常成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端。

第二，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大力推进，致使中国的金融体制、金融市场日趋复杂，宏观调控的难度明显加大。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业开放的必然趋势，也是未来方向，但客观上却使境内外市场联结起来，造成人民币汇率、利率等的影响因素增加，难以自如地施展调控政策。同时，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在业务结构、资产负债表管理上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管理难度随之加大。

第三，金融监管的能力建设，跟不上金融业整体发展的变化与速度。由于货币信用持续巨额增加和膨胀，必然反映到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中，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大，并使业务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而这种业务、新产品层出不穷又花样百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逃避调控和规避监管，即所谓的“监管套利”。而我们的监管部门往往跟不上金融机构无穷无尽的创新变化，监管能力建设不足。

第四，移动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中国的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发达程度甚至超越美欧日等发达国家，这使政府的管控能力面临严重的挑战。科技渗透到金融业，或金融业使用科技手段，两者的结合发明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做金融科技(Fintech)，金融科技或互联网金融常使金融活动脱离开原有正规金融的范畴，扩展到社会各行各业并广泛推广使用。最典型的是第三方支付和P2P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其中，一些非法集资活动对此加以利用，比互联网普遍应用之前的非法集资活动渗透力更强、危害性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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