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洞村三年脱贫摘帽，精准扶贫也要创新思路(2)

河北省魏县院堡镇近年来在推进精准扶贫的过程中，积极引导农民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鼓励农户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辣椒种植。图为院堡镇岳庄村村民在采摘辣椒。

挪活与挪富

产业扶贫是脱贫解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但是，有一部分贫困户居住环境恶劣，缺乏发展产业的基础。对这类贫困户，易地搬迁扶贫显得尤为重要。

国家发改委初步统计，截至2016年10月底，易地搬迁的贫困人口本地落实就业岗位45.18万个，产业扶持126.19万人。今年我国将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

去年，中央提出5年要完成易地扶贫搬迁1000万人，中央财政在收支压力增长的情况下，仍然安排6000亿元用于该项工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7月10日深入陕西宝鸡市西部山区大湾河村，与即将搬迁的贫困户座谈时，李克强指出，易地扶贫搬迁需做好长远谋划，既要妥善解决村民安置和就业，也要创新思路做好乡村原址开发，要算精这笔“可持续”细账。

但易地扶贫搬迁也面临现实的困难和压力。一方面任务重、时间紧；另一方面，越到后面还没有搬迁的贫困户，其贫困程度越深，自身脱贫能力越弱；再者，搬迁还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

湖南怀化的一位村支部书记算了一笔账，尽管早在2008年国家就规定，对农村困难群众实施危房改造给予4000元到2万元的资金支持，但对真正的贫困对象来说，要实现危房改造，还需自筹好几万元钱，才能建起简易的安居房，很多贫困户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不仅是资金困境，一些搬迁对象自身没有资金和技术，缺乏脱贫能力，怎样让这些人在“挪穷窝”后住得下、过得活，则更需要周密安排。

不仅搬迁贫困户面临资金压力，地方政府也同样有压力。贵阳市一位扶贫队工作人员说，易地搬迁不能让贫困户背债，但地方财力弱，国家补助的各类扶贫项目资金规模小，且资金逐年下达，但易地搬迁不可能逐年搬。如何解决筹资问题，就成为地方最头疼的事。

工人在河南省沈丘县北杨集乡林寨村村民林峰的麦地里收获小麦 图片来源：国家扶贫办网站

正是在压力之下，各种改革举措不断。

国开行于4月12日至18日通过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各业务网点发行首期不超过30亿元易地扶贫搬迁专项柜台债券，债券采用3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利率3.88%。这批债券募集的资金将全额用于国开行易地扶贫搬迁贷款项目，涉及河南、湖北、广西等8个省区共18个易地扶贫搬迁项目，涵盖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约65万人次。这并非国开行第一次发行此类债券，仅2016年，该行就已发行9期易地扶贫专项金融债券，筹集易地扶贫搬迁信贷资金336亿元。

与此同时，政府也在为易地扶贫搬迁对象寻找“活水”。

在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原本居住在深山区、石漠化地区，不具备脱贫条件的无资金、无技术的“两无”人员受到特别关注和关照。为解决生态环境恶劣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当地将各类财政资金整合起来，变成这些搬迁对象的股金，异地入股到企业或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异地优势产业中占有股份、获得收益，从而实现脱贫。

2015年底，中央出台文件，提出可利用增减挂钩政策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即贫困区县在易地扶贫搬迁中因集中建设新居和复垦旧居土地，可腾出相当数量的建设用地指标，并出售给省内发达区县以获取资金。此举意味着增减挂钩节余指标使用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片区外国定贫困县扩展到省定贫困县，将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推动脱贫攻坚向纵深推进。

正是利用这一政策红利，重庆市为易地搬迁贫困户拓宽了资金来源。该市在“打包”国土整治、危旧房改造等政策外，农民旧房拆除重新复垦后还能获得的“地票”指标，可以通过土地交易所进行交易。“地票”变现后，一亩地可获得大约14万元收入，可使贫困户搬迁资金缺口从10万元以上降低到3万元以内，使更多群众负担得起搬迁费用。

在资金之外，多数地方还对易地搬迁扶贫对象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劳务输出，为贫困户扩宽增收渠道。

黑龙江省青冈县民政镇继东白鹅产业专业合作社孵化基地的工人将出售到外地的鹅雏打包 图片来源：新华网

金融活水“滴灌”贫困户

毫无疑问，资金是脱贫攻坚战中的“子弹”。金融扶贫不仅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资金支持，更随着扶贫工作一起逐渐破局农村金融多年以来被“冷眼相待”的困境。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讲师邢成举评价道：“银行应该看到，广大农村地区是一片待开垦的沃土。随着农业农村的发展，农民不仅需要贷款，对理财的需求也日益增加，银行应将目光转向农村地区。其实不少新型互联网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尝试，未来农村将成为金融市场的新增长点。”

2014年，湖南省农村信用联社与湖南省扶贫办合作，在全国率先探索扶贫小额信用贷款，以金融活水“滴灌”贫困户，并获得“中国银行业最佳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奖”。与其他商业贷款不同，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免抵押、免担保，贫困户只需有效授信就可申请贷款。

据湖南省农村信用联社主任李勤告诉记者，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信用联社“量身定制”了一套评级授信系统，由原来以家庭资产为主要内容的8项指标改为只考虑贫困户的诚信度、劳动力、家庭收入3项指标，突出考察贫困户诚信度，根据确定的指标进行量化打分，确定“优秀”“较好”“一般”“等外”4个等级，“等外”以上的贫困户都能获得1万至5万元扶贫小额贷款额度，使85%以上的贫困户都能获得贷款发展生产。同时，解决“贷款贵”，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实行“三优惠”，即：利率优惠、期限优惠、贴息优惠。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陈前恒评价，健全的信用体系是发展金融扶贫的基础，当前农村地区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农户信息采集难度大，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壁垒。未来，银行一方面应加快设立符合农村实际的信用指标和评价方式;另一方面加强与政府部门联动，特别要实现扶贫数据共享。贫困地区精准识别工作成效显著，银行部门可主动对接扶贫机构，不仅能够掌握准确信息，更能实现精准帮扶。

据湖南省扶贫办介绍，湖南各县均建立300万元以上的风险补偿金，并按1∶10的比例弹性增长。如果出现不良贷款，由风险补偿金予以补偿。同时，对贫困户发展产业项目，由省、市、县按重点产业和骨干产业两个层次购买农业保险，化解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风险。

截至今年3月末，湖南省扶贫小额信用贷款余额达104.88亿元，直接帮助27.6万户贫困户发展生产，实现脱贫致富。目前，已覆盖湖南全省所有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县(市、区)，覆盖全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央行等七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提出，“全力推动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到村到户到人”，但长期以来，农村特别是贫困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难题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