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经济社会变迁：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体验”

在国内社会学界，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凭借其对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熟稔以及清晰的社会学本土化意识，占据着一席重要位置。多年来，他既有《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现代社会心理学》这样广受师生欢迎的系统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普及性教材，也有诸如《文化反哺》这样具有自身原创概念与理论体系的本土化社会学佳作。如果要在国外社会学家里找出一个类比对象的话，个人觉得著有《古典社会学理论》、《后现代社会理论》等普及性教材和《社会的麦当劳化》、《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等大众学术畅销书的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最为合适。

与瑞泽尔类似，周晓虹在教材以外的学术论著，也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全面综合前人的理论成果，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以及具有明确的原创概念、主题和理论体系。2015年推出的《文化反哺》如是，2017年新近推出的《中国体验》亦如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综合国力的飞速崛起，是当代世界历史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伴随着中国崛起的已成事实，国内外众多学者也开始寻求将中国最近三四十年的这种重大变革实践，转化为学术成果。2004年，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国内政治学学者俞可平在2006年提出的“中国模式”等，便是这种学术转化实践的具体成果。这类学术范式的提出，尽管尚未能在学术界达成广泛共识，但至少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巨大变迁，是现有的以西方社会为主要考察和参照对象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所无法完美解释与对应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变革与崛起，使得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不只停留在一种外在的倡导上，而也是源于一种内在的必然需求。

正如《文化反哺》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代际关系为主要考察对象，由普遍存在的反向社会化现象，提炼出“文化反哺”这一原创概念一般，周晓虹的新书《中国体验》，也是在前人关于“中国经验”的学术探索基础上，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上的巨大变化，提炼出“中国体验”这一原创概念，来与之相对应。如果说“中国经验”指向的是中国社会最近30多年来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的话，那么“中国体验”就是指代中国人民在上述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

“中国体验”与“中国经验”这样的二元对应范式的提出，自然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

就远处而言，它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相近关系;所不同的是，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是一个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架构、社会心态等在内的综合体，而周晓虹的“中国体验”，只是更多强调价值观与社会心态部分的内容。

就近处而言，它深受20世纪以来两项重要社会学研究的影响。第一项研究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04~1905年写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把基督教新教改革之后西方世界里普遍出现的社会心态，用“资本主义精神”加以总结，认为这一社会心态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铺平了道路。第二项研究，则是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和史密斯1974年出版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作者考察了阿根廷、智利、印度等六个国家的6000名农民、工人和传统职业从业者，通过这项大规模的经验研究说明，人并不是生来就具有现代性的，促使人们向现代性转向的是他们经受的城市生活、现代教育、大众媒体传播、工厂制度等特殊经历。

与上述两项研究类似，“中国体验”所指向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巨大变化，本身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迁的产物，但反过来也会影响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市场化和商业主义的全面发展。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逐渐呈现出多元化、丰富化的同时，也开始出现某些高度一致的集中特点。周晓虹在书中把这些特点总结为诸多二元对立的特征，诸如传统与现代的重叠、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存。这五大类的二元对立特征之间，彼此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依存与联系。

比方说，传统与现代的重叠，跟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之间，就有着很强的共同面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革进程，很大程度上跟现代化、城市化等名词具有高度的等同效应。又如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往往缘于现实变化太快，而理想则越来越多。两者之间的这种落差，既可能催生焦虑、浮躁等负面的社会心态，又同样能够激发出奋发有为、努力拼搏的积极社会心态。

“中国经验”对“中国体验”催生的巨大变化，在中国人的金钱观的变迁上，就可窥见一斑。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中国人已经从明恩溥、林语堂等人笔下最为安贫乐道的民族，转化为当今最为看重自身收入的民族之一。这样的两重天式的飞速转变，在外人看来，足以瞠目结舌。

正基于此，周晓虹才认为，“中国体验”与他先前提出的“文化反哺”现象类似，很可能同样具备“只此一地”(中国)和“只此一次”(改革开放时期)的特征。这种既对其他变革中的发展中国家具备参照意义，又具有高度特殊性的社会文化现象，自然值得用一本书的体量来进行叙写。

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来看，各个章节涵盖了从价值观、幸福感、消费观、人际关系、传播心理、代际关系、性观念与情爱观念、阶级意识、公民意识与社会参与感等价值观与社会心态所涵盖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尽管由于篇幅所限，其各个主题的论述还只能限于一种概览式的介绍，但是这些内容组合在一起，已足以为读者清晰勾勒出中国人价值观与社会心态当代转型的丰富图卷。我们也期待这样一本书，能够类似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英克尔斯和史密斯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般，在中国社会转型变迁的学术实践进程中，在中国社会学史和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进程中，占据重要而独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