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经济社会变迁： 从“中国经验”到“中国体验”(2)

“中国体验”与“中国经验”这样的二元对应范式的提出，自然不可能是凭空而来的。

就远处而言，它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关系有相近关系;所不同的是，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是一个包括政治制度、社会架构、社会心态等在内的综合体，而周晓虹的“中国体验”，只是更多强调价值观与社会心态部分的内容。

就近处而言，它深受20世纪以来两项重要社会学研究的影响。第一项研究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904~1905年写成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韦伯把基督教新教改革之后西方世界里普遍出现的社会心态，用“资本主义精神”加以总结，认为这一社会心态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与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铺平了道路。第二项研究，则是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和史密斯1974年出版的《从传统人到现代人》一书，作者考察了阿根廷、智利、印度等六个国家的6000名农民、工人和传统职业从业者，通过这项大规模的经验研究说明，人并不是生来就具有现代性的，促使人们向现代性转向的是他们经受的城市生活、现代教育、大众媒体传播、工厂制度等特殊经历。

与上述两项研究类似，“中国体验”所指向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的巨大变化，本身既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迁的产物，但反过来也会影响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来的市场化和商业主义的全面发展。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在逐渐呈现出多元化、丰富化的同时，也开始出现某些高度一致的集中特点。周晓虹在书中把这些特点总结为诸多二元对立的特征，诸如传统与现代的重叠、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以及积极与消极的共存。这五大类的二元对立特征之间，彼此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互依存与联系。

比方说，传统与现代的重叠，跟城市与乡村的对峙、东方与西方的冲突之间，就有着很强的共同面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变革进程，很大程度上跟现代化、城市化等名词具有高度的等同效应。又如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往往缘于现实变化太快，而理想则越来越多。两者之间的这种落差，既可能催生焦虑、浮躁等负面的社会心态，又同样能够激发出奋发有为、努力拼搏的积极社会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