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农村“三留守” 关键在农民工增收(3)

农民工有增收条件

以上分析表明，如果农民工收入维持在现有水平，那农民工既没有经济能力让家属到生活成本高的打工城镇一起生活，又没有经济能力放弃外出打工，因而“三留守”现象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就不可能消除。解决“三留守”，首先必须解决农民工的低收入问题。

有一种意见认为，农民工的收入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决定的，市场机制的力量谁也无法抗拒。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忽略了两个重要问题。

首先，劳动力市场是在一定的制度下运行的。民工荒前，城镇对农民的户籍限制还没有放开，因而农民工进城找工作时，根本想不到要去挣足够全家进城落户的高收入。而如今，政府已经提出了让上亿乡村人口城镇化的目标。户籍限制已经大大放松了。如果农民工自己还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丈母娘们会用“在县城买房”一类的要求来提醒他们的。对城乡二元体制的破除已经取得如此大的进展，再要维持当年农民工“本人在城镇、家属留乡村;青年工作进城镇，老来失业回乡村”时代的收入水平，怕是不合时宜了。

其次，民工荒前，由于乡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城，农民工供过于求，收入自然高不起来。从2004年民工荒爆发到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体来说：

虽然近年农民工的总人数还在增加，但2016年与2013年相比，中国50岁以上农民工(所谓高龄农民工)的增加量(1321万)已经超过了同期全部农民工的增加量(1277万)。年老体衰的高龄农民工本来是农民工中的弱势群体，不受用工单位欢迎。新增农民工都是高龄农民工，既意味着乡村50岁以下劳动力资源的枯竭，又意味着城镇中50岁以下农民工就业的相对稳定。

外出农民工中，总体上离家最远、“三留守”问题最大的跨省流动农民工，所占比例从2009年开始下降，人数则从2014年的最高点下降。

供求形势的变化，意味着农民工在收入问题上有了议价的能力。如媒体所指出的，农民工或者直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或者“用脚投票”，由此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使得产业成本被迫上升，部分制造业只能迁出。

农民工增收的阻力未必来自市场，而是来自以往从农民工低收入中获益的社会群体，如企业或城市市民。这些社会群体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往往会使用非市场的方式。以企业为例，它们会以“维持企业生存可以增加就业”、“支持民营经济”、“保护实体经济”等理由，在不涨工资的前提下，要求政府帮助它们解决招工难。

如果政府真想既增加农民工收入，又不影响企业或城市市民的利益，办法还是有的。就是通过降低城镇生活成本(如通过向农民工提供公租房，降低他们的租房成本)的办法，用减支来间接增加农民工收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