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次贷危机｜卢锋：特定环境下，政府可能没有能力救市(3)

早年的时候，大量的储蓄是通过官方的储备资产投资到美国安全度比较高的一些债券上，危机之后这条老路不好走了，却仍旧需要把资金配置到国外去，那就是“一带一路”。

国内的话，贸易部门在减少，不可贸易部门在增加。服务业和就业在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在提高，甚至包括国内空间上产业结构的变化，东部沿海地区出口行业扩展到内地。这些虽然不能说完全是危机带来的，却是与危机有关的。

不要以为政府会救市，到了一定阶段，政府不会救市

澎湃新闻：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现阶段，企业应该如何谋求机会？金融机构面临严监管应该作何调整？

卢锋：在过去，金融危机似乎只有发展中国家才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不会有。可以说美国面临的空前的挑战，中国的崛起是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美国遇到过日本崛起、欧洲的竞争，但是没有遇到过新兴国家的崛起。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金融危机跟外部失衡、监管、货币政策有关系，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度宽松；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的逆差太多，很容易用低成本解决债务问题，都是研究金融危机很重要的问题，对企业层面会有影响。

对中国企业来说，经济扩张要有前瞻性，避免过度投资和炒作，避免泡沫，不要以为政府会救市。在特定环境下，政府也许会放弃救市，也可能没有能力救市。

澎湃新闻：严格的监管是否有利于优化金融机构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卢锋：加强金融监管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还有重视诱致金融风险的深层体制因素，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金融监管相配合达到标本兼治。

例如在土地供应行政垄断体制背景下，房地产价格飙升冲动使得投机炒作有利可图，这时控制市场过度投机比较困难。投机套利导致信用和融资规模扩大，借钱越多自然杠杆率就会越高。早年投机炒作主要通过从银行借贷活动融资，监管部门采用存准率、存贷比、窗口指导等手段控制住信贷扩张。

后来市场套利冲动通过影子银行业务获得融资，然而在传统影子银行也受到监管和控制后，近年市场又“创新”出资管、同业等等可以被称作第二代影子银行业务，成为新一轮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的背景之一。

房地产其实也是实体经济，房地产合理增长是必要的，但是泡沫化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房地产过度炒作导致泡沫化风险，政府无疑有必要实施调控。然而仍需分析产生失衡和资产泡沫化的深层根源，通过深层改革突破与加强监管相结合来寻求房地产行业发展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