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次贷危机｜卢锋：特定环境下，政府可能没有能力救市(2)

这场危机应该放在中国崛起、改变全球增长结构的背景下去观察

澎湃新闻：从10年前的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下降，从2008年前的两位数的经济增速一直下降，经济下行的压力增大，您是如何看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的表现的？

卢锋：美国金融危机从2007年开始出现局部征兆，经过一个发酵发展过程，到2008年秋季雷曼倒闭，美林被收购，AIG（美国国际集团）面临破产，美国金融危机达到高潮，至今快到十周年了。

新世纪初年中国经济超预期追赶也派生失衡因素。本来在2007年下半年和2008年上半年我国紧缩宏调政策已经开始对过度扩张失衡因素调整，四万亿刺激使得这一调整过程暂时中断，然而退出四万亿刺激措施后我们发现产能过剩、消费物价通胀和资产泡沫问题变得更为明显和复杂化，构成十八大以来经济下行调整的背景成因。

澎湃新闻：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金融系统和产业结构造成了什么冲击？

卢锋：危机本身是个发展的阶段，不是凭空而来的，是美国金融业过度的扩张、缺少必要的监管的结果。同时美联储新世纪初年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也对金融危机产生了推波助澜作用。

从外部环境看，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形势也有关系。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增持大量外汇储备，客观上为美国货币扩张提供了配合条件。危机本身是发展过程中失衡的结果，一旦发生后又会对整个发展过程造成很大影响。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2007年以前或者10年以前中国扩张一个很重要的驱动因素是靠出口增长，美国是国际货币，开放度也比较高，中国的出口增长很快，造成大量的逆差，逆差失衡需要有一个消化的过程，于是就需要发行越来越多的美国国债，所以就形成一种匹配，中国有顺差，美国有逆差。

除了经常账户顺差外，我们的私人资本账户也有顺差，大量外资到中国投资，这两个顺差加在一块就意味着中国大量的储蓄需要出去，为了平衡就要把钱借给别人，最能接单的就是美国人。这套模式在危机前还能运作，但在危机之后就没法像过去那样为继，所以我们一定要扩大内需。甚至某种意义上说，与现在的“一带一路”有一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