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次贷危机｜卢锋：特定环境下，政府可能没有能力救市

次贷危机前后近三十年时间里，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次贷金融危机前的美国的信贷繁荣推高了房屋价格、掩盖了不平等的急剧上升；随后的萧条又同时摧毁了就业与财富。与此同时，中国迅速崛起为一个经济强国。出口主导的增长让中国从一个贫穷国家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并迅速地打入了全球供应链。

这两个经济体，一个积累了大量资产，包括主权财富基金以及硬通货储备；另一个则背负着巨额负债。时至今日，中国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其他主要经济体，而西方国家却出现了经济僵化、止步不前。

“10年以前中国扩张靠出口增长，美国是国际货币，开放程度比较高，中国增长率比较快，出口在增长，造成美国大量的逆差，美国就开始发行越来越多的国债。私人资本账户也有顺差，大量外资到中国投资，中国就需要很大的储蓄，最能接单的是美国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指出，此前的繁荣背后是全球的失衡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失衡，但这种模式在危机之后是难以长期为继的，我们必须扩大内需。

卢锋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担任或曾任中国政府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人社部、农业部等部门咨询专家。

2008年中央宏观调控已经开始收紧，并在2009年推出了饱受争议“4万亿刺激”政策，“这一政策的好处是经济增长很快就恢复了，失业的问题也缓解了，却也造成很严重的风险和后果。”尽管在2011年宏观调控开始退出刺激政策，但是却已逐渐造成信贷泡沫和软预算行为再次“兴盛”的局面。

卢锋强调说，在某种意义上，危机也是机遇，如果顺风顺水，问题就被规避了，一旦受到冲击，遇到困难，就被“逼”着去做调整，否则我们的经济很难继续走下去，“逼迫”本身会产生很大的力量。

危机让调整经济发展失衡在中国变得更加不可避免。全球经济周期下行，中国过去的出口-投资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型，也必须坚定不移地加大改革的力度，从“一带一路”到服务业增长，再到内地GDP增长逐渐增速，都可视为后危机时期中国做出的调整。可是，仅仅有调整和调控是不够的，在历经人口红利带来的增长繁荣过后，只有进一步深层次的改革才能带来新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