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俊：中国楼市的本质是土地错配(4)

而宏观层面的判断也能帮助我们了解行业和企业的趋势。比如经济起飞的时候，对基础设施的需求都会特别大，所以北大的宋国青教授在2002年的时候就指出，“房车路”是接下来的发展方向。而人均收入达到1万美元左右时，产业升级，消费升级以及服务业的兴起则是新的趋势。中国近年来崛起了一批优秀的科技，制造和消费类公司，正是顺应了这样的大趋势。笔者在平时和企业的交谈中，发现企业经营者对未来的判断往往基于最近的订单，其实看不了太远。这时宏观和行业的判断，就对投资者选择好公司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宏观的判断也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微观的信息。比如，随着工业占比的下降和服务业的上升，发电量对于中国经济的指标意义在下降。而随着影子银行的兴起，新增贷款对于经济的先导作用也在减弱。

宏观告诉我们微观的趋势，而微观又反过来印证宏观的判断。以产业升级为例。对本土消费者的理解，使中国手机厂商逐步从苹果和三星手中夺得市场份额。这又拉动了上游产业链的需求，使得过去几年在电子领域里，出现一批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这种从下游到上游的演变，在汽车，家电等许多领域都存在。当然，产业升级在地域上的分布也是不均衡的，东部沿海就好一些，内陆特别是资源型省份就弱一些，这也造成了中国经济内部高度的分化。有了这个认识，就不会在调研的时候因为一时一地的情况而过度乐观或者悲观。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除了要看宏观层面的GDP增速，更重要的是在微观层面能不能不断涌现伟大的企业。

泰洛克在他的著作《超预测》中，有一个有趣的说法。他把专家分成两类，一类是“刺猬”，另一类是“狐狸”。“刺猬”看问题的时候从一些大的理念出发，迎合受众的价值观，特别受媒体的欢迎。而“狐狸”则会从尽可能多的微观渠道收集信息，最后呈现出来的结论，没有从前者那么简洁明快，但却更接近事实。就像泰洛克在书中说的：“综合多个角度的分析，不适合上电视，却是好的预测。”

第四，既需要考虑国际经验，也需要考虑中国特殊的制度和文化背景。这是因为，经济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内嵌于政治和社会之中。而文化因素，由于很难模型化，所以常常被经济学理论忽略，但可能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