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俊：中国楼市的本质是土地错配(2)

这就好像传统史学是从中国看中国，而现代史学则更倾向于从全球史看中国。比如传统史学家在讨论明朝灭亡时，主要讨论的是农民起义和清军入关这样的内容。但拥有全球视野的现代史学家，则会注意到十七世纪欧洲、美洲和亚洲都同时出现了大的动荡，即所谓“十七世纪全球危机”，因此会从气候变化，白银全球化以及军事技术近代化等角度来研究明亡清兴，将此置于环境史、货币史和军事史的背景下来讨论。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反过来又受到中国的巨大影响。这一轮全球再通胀中，中国经济学家明显比其他地区的同行有优势。原因在于，通胀受大宗商品的影响很大，而对于大宗商品特别是工业金属，中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2015年底，当全球金融市场尚且沉浸于“长期停滞”的悲观情绪中时，中国经济学家已经看到周期复苏的曙光。而当今年年初全球市场仍然沉浸在再通胀交易之中时，中国经济学家已经在预判再通胀将行之不远。

全球经济就是这样一个存在着复杂的反馈机制的系统，各国经济共同塑造了深层的周期力量，而这种力量又反过来影响各国经济。例如，如何判断美元的走势。这个问题就可以在很多层次上回答，一个层次可能是美联储今年加不加息、加几次等。但在另一个更加深刻的层面，决定美元这种全球核心资产走势的，不是美联储，而是全球经济的大周期。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取决于本国和全球经济状况。事实上，美元(以及油价)的走势，决定于全球经济的深层力量，而这种力量同时也决定了美联储加息与否。换言之，美联储只是美元走势的催化剂，而不是决定因素。回到中国，美元走势对人民币至关重要。所以在去年年底看人民币，如果只看国内因素，就容易高估贬值压力。只有从全球视角出发，才能预判今年以来的走势。

第二，经济学理论很重要，但不能照搬理论。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理论本身的问题。比如国际经济学中许多理论，听上去头头是道，但实践中常常不成立，或者需要很多限制条件，大家常说的“不可能三角”就是一个典型。一种是时代改变导致理论的适用性下降。比如货币数量论在历史上很有效，但随着金融业的发展，货币数量论的预测能力也在下降。事实上，货币数量论本身就是一个实证问题，而非天然就成立的。弗里德曼之所以要写《美国货币史》，原因就在于希望通过历史上的一系列自然实验，来验证从货币到经济的因果关系。而且，即使这种关系在历史上成立，现在也未必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