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收缩型社会再也支撑不起一个扩张型政府(5)

关于财政政策，得益于过去近30年的高速扩张，我们用税收、收费和土地出让收入支撑了一个日益庞大的财政支出，其中包括很大规模的行政费用和政府投资支出。随着我们进入收缩型社会，我们政府收入增长会明显慢下来，而我们的社会养老支出会快速增加。这就要求我们有一个新的财政税收政策。特别地，我们要削减政府支出，包括政府行政费用和投资支出。这本质上要求我们在收缩型社会要缩减政府：既要缩减政府规模，也要缩减政府行为。我们需要非常清醒，一个收缩型社会再也支撑不起一个扩张型政府!

关于货币政策，伴随着过去高速的经济增长，我们实际执行的是长期的高扩张性货币政策。这种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因为有高速经济增长来消解，我们仍然可以处在一种可以接受的温和通货膨胀时代。但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收缩型社会，这样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应该转向了。否则，我们将要么面对高通货膨胀，要么面对严重的资产泡沫(实质上也是一种通货膨胀)。这就意味着货币的贬值，货币信用的消解，最终引致政府信用、社会信用的瓦解。去年以来几乎全国性的房价暴涨就有老百姓对人民币信心的因素。与财政政策同理，一个收缩型社会也已经不能支撑一个高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现在中外利率处在历史地位，著名的“债券之王”格罗斯(Bill Gross)在说：“全球利率处在500年历史中的最低水平。”我认为这很可能不是短期现象，如果我们考虑实际利率，以后很可能都是这样的水平，这应该跟世界性的人口收缩是有关系的。这也表明世界总体性是货币是扩张过度的。

关于土地政策，过去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土地资源紧张的恐慌心理上。比如“18亿亩耕地红线”就是我们土地政策的支柱之一。其实，面对现在已经进入的结构性收缩社会，对于土地紧张的恐慌应该解除，而更多地考虑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且这种有效利用应该是城乡一体化考虑的。现在，农村社会在绝对收缩，土地抛荒日益普遍，而城市还处在扩张中。现在的土地管理政策造成了明显的资源配置扭曲，这也是若干城市房价泡沫的主要原因之一。而农村土地的“保护”政策也限制了农村土地的集约使用和农村的发展。中国未来应该允许更多的城乡互动以利于城乡均衡发展。让有一些乡下人进城(房价门槛不要高不可攀)，还要让一些城里人下乡(租用土地)，去开发乡村，以减缓我们乡村的收缩。这是与财政货币政策一样重要的公共政策。

总体而言，我们遇上了亘古未有的新变局，我们需要面对收缩型社会。收缩型社会有不同于扩张型社会的基本特征，这要求我们从习惯的扩张型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治理方式转向未曾经历的收缩型社会的生存方式和治理方式。转向不易，但不得不就此迈开步伐。(李红刚系北京师范大学系统科学学院教授)

本文原刊于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电子期刊《原富》2017年第7期总第27期，为作者在5月22日“人口形势与经济发展”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已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