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结构性改革评估：德中墨改善最大

2008年金融危机后，“结构性改革”曾被视为带领全球走出经济增长困境的良方，频频出现在政府公报中。但多年过去了，各国政府承诺的改革政策却并未全部兑现。

2016年G20杭州峰会提出加强型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并确立了评估指标以评估各国完成情况。一年后的G20汉堡峰会也刚刚落下帷幕。是时候仔细评估各国在结构性改革方面的努力了。

近日，第一财经研究院发布《G20结构性改革评估报告》。

报告显示，虽然国家的排位不断更迭，但从得分来看，七年来G20国家结构性改革的进程不断深化。与2010年相比，大部分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均有进展。除个别过分依赖外部需求的国家因外部需求放缓，出口下滑拖累经济增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结构性改革的进程。

根据报告，2016年排名前8位推进情况好的国家，依次为：英国(6.8分)、德国(6分)、中国(6分)、墨西哥(5.9分)、法国(5.8分)、美国(5.7分)、印度(5.6分)以及意大利(5.3分)。与2010年排名相比，上升最快的三个国家是墨西哥、中国和德国，分别上升14位、11位和10位。

为什么需要结构性改革

虽然全球在经历金融危机后经济开始复苏，但部分国家失业率高企，居民部门实际收入增长缓慢，经济增速难以回归危机前的水平。与此同时，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使投资放缓，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贸易增速下降。

在此背景下，G20国家要达到其在危机后提出的增长目标显得遥不可及。

2014年G20峰会首次提出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包含就业、贸易、投资与竞争四个方面，指导各国达成可持续的强劲增长，并同时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新目标： 2018年G20国家经济增速比2013年IMF预测值高2个百分点，这将是2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长。

然而，2015年末的评估表明，实际施行的改革只能达到增长目标的三分之一。这使得各国领导人明确表示需要更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

因此，2016年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提出了增强型结构性改革计划。该计划确定了范围更广的结构性改革优先领域，各国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在适当的领域进行结构性改革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峰会还确立了指标体系用以评估各国和改革进展，具体指标分为政策指标和结果指标，前者可由政府施加的政策直接影响;而结果指标则是达成强劲、平衡和可持续增长的主要监测指标，但却受多种因素影响。

如何评估成果

第一财经研究院根据结构性改革指标框架，对各国结构性改革努力情况进行评分，为评估各国改革情况提供综合参考指标。为保证国家间与年度间的可比性，第一财经研究院选取了覆盖度最广的指标。

在衡量国家努力程度时，还会考虑各国特有的国情以确保国家间得分的可比性。最终指标得分采用10分制，其中60%的指标都会落在4~6分之间，这与正态分布表相对应。

评估结果与发现

与2010年相比，大部分国家的结构性改革均有可喜的进展，这显示出全球确实在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了努力。

如果我们将各国结构性改革成绩分为三档：总分大于5分的国家结构性改革进程较快;小于4分的国家改革推进程度较低;剩余的国家落在中档。结果发现，表现较好的国家主要位于欧盟、亚洲两大新兴市场国家与北美。

中国结构性改革成绩2016年排名第三，较2010年上升11位，进步速度仅次于墨西哥。

得分下降的国家，主要为过分依赖外部需求的国家，外需放缓拖累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结构性改革的进程。

从指标分项看，各国在促进竞争与鼓励创新方面有长足进步;贸易开放仍在不断深化，但各国表现差异巨大，这意味着全球化仍然是多数国家的意愿，但问题却不能忽略;投资在六年内仍未有明显改善，结合疲弱的需求与降低的潜在增长率，G20国家经济增长仍低于危机前水平;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参与率变化也略显不足，但考虑到结构性改革取得成效需要较长时间，未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或将进一步增高。

从具体得分分布情况来看，三类国家在促进竞争领域的表现也非常接近。而对于那些排名退后的国家，如总评较好的美国，很大程度是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所致。促进竞争和降低准入门槛是鼓励投资、促进创新的关键，最终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尽管固有的准入壁垒仍然存在，如德国的银行业、汽车制造业等，但各国对服务业的限制已开始放松。法国已于2015年开始放松对零售业的准入限制。另外，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行政审批手续的减少也大大鼓励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G20整体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贸易与投资开放，多个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中韩、加韩等)降低了贸易壁垒，同时贸易促进条约的签署也降低了成员国的贸易成本。

不过，整体的改进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事实上，在贸易领域，各国表现分化严重：“优等生”与“吊车尾”之间几乎不存在交集。新兴市场国家在简化贸易手续上的努力普遍不如发达国家，但贸易手续繁复化本身的原因却各有不同。中国加强海关检查更多的是为了减少逃税与打击虚假贸易等不法行为，某种程度上保障了贸易的公平性，为进一步开放打下良好基础。

改革好的国家在各个指标上普遍得分较高，但其中仍有特例，比如，在改善基础建设方面，三档国家的得分呈现倒序分布。这种情况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各国基础不同。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比发展中国家要好，基建投资需求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则是曾经大兴土木的国家现在的基建投资正在放缓。

中国自金融危机以来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GDP比重已超40%。但随着全社会负债率的攀升，投资增速已于2015年开始放缓。为了应对公共部门投资放缓，中国政府开始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公共投资，这种改革措施也同样出现在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

G20改革的最优先是劳动参与率与劳动生产率这两个结果性指标领域，旨在提高就业数量与质量。这两个指标的提升并不容易且难以一蹴而就。减少失业率与增加女性、青年和老人的劳动参与率充满挑战。虽然与增加这些人群竞争力相关的改革难以迅速见到成效，但却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

即便如此，我们依旧看到不少积极进展，包括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并减少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税。具体措施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南非开展的加强青年和低技能人士的劳动参与度。

尽管一些国家经济仍深陷泥潭，但对全体G20成员国来讲，劳动生产率增长已开始高于长期趋势，这种趋势具有惯性，也增强了各国对于结构性改革的信心。

最后，实现包容性增长、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并创造公平的环境，是维持社会和谐、达到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但现今，这一目标实现需要政策制定者更多的智慧。

过去20年高速的科技发展并未带来相对公平的财富增长，拥有技术和知识的人才与企业高管的财富积累速度远高于低收入人群。如何确保科技进步带来的财富增长可以相对公平地被全部参与者共享，同时不会阻碍科技创新的脚步，是未来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也是未来结构性改革面临的巨大挑战。(作者为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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