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结构性改革评估：德中墨改善最大(3)

G20整体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贸易与投资开放，多个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中韩、加韩等)降低了贸易壁垒，同时贸易促进条约的签署也降低了成员国的贸易成本。

不过，整体的改进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事实上，在贸易领域，各国表现分化严重：“优等生”与“吊车尾”之间几乎不存在交集。新兴市场国家在简化贸易手续上的努力普遍不如发达国家，但贸易手续繁复化本身的原因却各有不同。中国加强海关检查更多的是为了减少逃税与打击虚假贸易等不法行为，某种程度上保障了贸易的公平性，为进一步开放打下良好基础。

改革好的国家在各个指标上普遍得分较高，但其中仍有特例，比如，在改善基础建设方面，三档国家的得分呈现倒序分布。这种情况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各国基础不同。相对而言，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普遍比发展中国家要好，基建投资需求相对较弱;另一方面则是曾经大兴土木的国家现在的基建投资正在放缓。

中国自金融危机以来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GDP比重已超40%。但随着全社会负债率的攀升，投资增速已于2015年开始放缓。为了应对公共部门投资放缓，中国政府开始鼓励私人部门参与公共投资，这种改革措施也同样出现在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

G20改革的最优先是劳动参与率与劳动生产率这两个结果性指标领域，旨在提高就业数量与质量。这两个指标的提升并不容易且难以一蹴而就。减少失业率与增加女性、青年和老人的劳动参与率充满挑战。虽然与增加这些人群竞争力相关的改革难以迅速见到成效，但却是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

即便如此，我们依旧看到不少积极进展，包括减少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提高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并减少低收入人群的收入税。具体措施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南非开展的加强青年和低技能人士的劳动参与度。

尽管一些国家经济仍深陷泥潭，但对全体G20成员国来讲，劳动生产率增长已开始高于长期趋势，这种趋势具有惯性，也增强了各国对于结构性改革的信心。

最后，实现包容性增长、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并创造公平的环境，是维持社会和谐、达到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但现今，这一目标实现需要政策制定者更多的智慧。

过去20年高速的科技发展并未带来相对公平的财富增长，拥有技术和知识的人才与企业高管的财富积累速度远高于低收入人群。如何确保科技进步带来的财富增长可以相对公平地被全部参与者共享，同时不会阻碍科技创新的脚步，是未来政策制定者需要思考的关键问题，也是未来结构性改革面临的巨大挑战。(作者为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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