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官为什么那么“业余”？(3)

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时代的中国，无论君臣，在看待这些文化乃至军国要务时，都抱有一种反专业化的理念，对他们而言“成效”或“效率”都是其次的。晚清政务也有类似情形，各部门的奏议必须由六七名堂官共同讨论，并逐一署名，其结果，正如本书所言，“为保证施政建议能得到堂官的一致同意，必然向各方妥协，牺牲建议质量，宁可守旧，不愿开新”;“任何改变成法的创举，不但可能遭到同僚反对，更可能给他人的仕途带来祸患”。显然，这种制度设计在意的不是“效率”，而是“均衡”，权责分散而不明朗，结果是无人负责而权力分散，使皇权不会受威胁。不过，从前代历史来看，只有一种情形例外，即出现像秦桧、张居正这样的“权相”，由少数关键人物以极强的政治意志和权力，摧毁同侪之间的合议性，而单独决定政治进程，但这种“效率”却又往往是以擅权为代价的。

因此，当时中国的政治制度，其整体的结构和运作，都与现代政治体制格格不入，具有明显的反职业、反效率的倾向。不过，如果像列文森那样，把这看作是中国儒教文化中特有的属性，恐怕也未必恰当。事实上，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贵族出身的大臣都不会亲手做事，他们只是“看着别人把事做完”，并自视是受荣誉、抱负和责任而非利益驱动的。在更早的年代，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中，大半都是业余的科学家。17世纪的荷兰画家鲁本斯也是外交官，他一次作画时，有人看到后惊讶地说：“哟，大使偶尔也会画画啊。”他答：“不，画家偶尔也会当当大使。”他曾自称“绘画是我的职业，当大使是我的爱好”，这番话如果是真的，那它所体现出来的对官僚身份的非职业化精神，与晚清士大夫并无本质区别。

就此而言，晚清总理衙门时期“业余”兼差办外交的现象，表现出的，是中国尚未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与这个进程同步的，则是凌驾于中央各部之上办理“洋务”的总理衙门也从广泛涉及海防、关税、路矿、邮电等诸多事务，到后来逐渐变成一个专职于外交的专务机构。按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精辟论述，现代政治需要有职业政治家以此为志业——这当然不仅限于外交领域。对差官而言，从事外交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外交官职业化则是要培养工具理性，即职业本身就是其目的。抛开众所周知的列强环伺、国势衰微之类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逐渐专业化的进程，本质上是一个政治制度现代化的过程，而这不如说是整个社会逐渐趋于专业分工的一个缩影，那种将文化知识作为普遍教养的时代已缓缓谢幕。在这一意义上说，专业性即现代性。

作为一部近代史的专著，李文杰将研究的目光聚焦在晚清外交官身上，这当然无可厚非，不过如果他试图对话的不是“近代外交史”的研究，而是从官制的演化和职业化轨迹来呼应列文森的问题，那么或许可以在更为宏大的意义上进行对话，也更可看出：晚清外交官的转型不仅是整个国家的缩影，而且相比起其他事务的专业化进程，它仍是得风气之先的。毕竟在某些领域，中国的这一现代化进程迄今尚未彻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