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官为什么那么“业余”？(2)

在此或许值得更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何晚清外交官起初那么“业余”呢?打造一个具备专业精神的职业外交官群体为何就那么难?答案或许是：那确实非常非常难，因为在此之前，整个文官体系的主导精神恰恰是反专业化、非职业化的。

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在其名著《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着重指出，明清时代士人获得社会权力的关键是古代经典所认可的教养，“而非专业化的、有用的技能训练”，“占据高位的官僚们——统治阶级中的佼佼者——从来都不是某种专家……它所要求的不是官员的行政效率，而是这种效率的文化点缀”。生活在我们现代这种高度专业化社会中的人，非职业化在任何时候都要服从于职业化：工作时间就该做工作的事，更不应混淆个人兴趣与专职。但在传统时代，这却是常有的事，一个官员除了少量公务外，大部分精力可能都放在风雅之事上，还会将之带入公务中：晚清著名的古董金石学家吴大澂擅长篆书，结果他任官时批公文也写小篆，害得下属根本看不懂，不得不再三跑来请教。如果从行政效率的职业要求来说，吴大澂这样做显然无异于渎职，然而此事却会被传统士大夫传为“佳话”。

这种现象在宋代以降的一千年里尤为显著。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指出，宋代政府事务日益复杂化，从事专门事务的衙门胥吏日渐职业化、专门化，他们出身微贱，但长年处理具体事务，因而熟知其中的窍门、弊端和漏洞，善于利用制度的模糊地带，从中舞弊取利。与这种常任的、职业化的胥吏不同的，则是非常任、非职业化的文官群体，其结果，是胥吏在细节事务中操纵舞弊，而上司懵然不知。虽然一千年的政治制度史上，士人对胥吏几无佳评，但却又拿他们毫无办法，这其中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或许就在于传统士人既不屑于细节事务的“末技”，鄙视专业化，同时其自身理想又被设定为是“全能”的——所以有所谓“儒将”、“儒医”以及文人画，仿佛一个读书人读通经典后，即可胜任为高级将领、名医及画家，而那些专职的画家反倒不过只是“画匠”而已。

这在一个结构较为简单的社会中，或许尚能行得通，但在社会事务日渐复杂、不同领域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往往就显得空泛脱节了。与此同时，非职业化又造成一个严重问题，即各个领域缺乏独立发展的内驱力。这方面其实最严重的不是在外交领域，而是军事。北宋以来，由于强调文官统兵，武官也须取得文资才能自高身份，常常既不安心供职，又求赏图利来补偿自身在社会声誉上的损失，“不图名就图财”吧。表现在与外国交往时，儒臣往往也不重视外语，只用通事通译，且不说这些人在翻译时可能会做手脚，儒臣如果懂外语，还可能会被君主怀疑是里通外国。正如宋史专家刘子健曾指出的，当时君主的心态是“一以巩固君权为重，宁可让有办外交能力的人员不通外语，不能直接通晓外国情形，不能使外交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