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官为什么那么“业余”？

《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三联书店，2017年1月出版

“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大概对近代史略有了解的中国人都耳熟能详;不过需要补充的是，中国历史上“强国也无外交”——那只是聘问、朝贡、理藩，是在一个依据大小强弱而定的等级制国际格局中的互动，而不是假定每个个体都有对等权利的现代外交。用近代史学者蒋廷黻的话说，“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在这样一个剧变面前，中国近代外交官的困境是可想而知的：不仅思维定势需要剧烈的转变，还意味着亟须了解原本陌生的“国际局势”究竟如何，而与此同时，他们手里却没什么牌可打，留给他们的时间又是如此之少。曾任民国外交部代理次长的金问泗，曾在检讨晚清七十年的外交时说，当时丧权辱国固然是因为中外强弱悬殊，但“其时负外交之责者，不明世界大势，不谙国际公法，眼光浅近，手腕迟钝，实为外交失败之总原因”。

当时的清政府并非不重视外交，这从晚清主管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规格上就可见一斑：这个1861年新设的机构，一切体例均比照清代最高政务机构军机处来设置，并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奕任职长达28年之久。然而与此同时，在我们如今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的是：直至1907年之前的晚清外交官群体，在办外交事务时均属没有品级的“差使”，这并非他们的“本职”——打个比方说，山东省省长被借调来去办奥运会的筹办工作，但他的本职是“省长”，奥运会仅是他被临时调来处理的一件事务，也没有专门的职务体系;虽然在很多年内他的主要精力可能都放在奥运会上，但他的职位提升仍体现在省长等“职缺”上。

这意味着，在当时中央政府的心目中，外交事务虽然重要，但却带有“应急”和“临时”的性质，只是由皇帝授权、指派信得过的高官兼职处理，换言之，他们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业余的”。与传统上泛泛地指责晚清衮衮诸公颟顸误国不同，李文杰在《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中，敏锐地将视线集中在这个群体如何从这样一种缺乏独立性、没有自成系统的上升规则的兼任状态，逐渐演化成后来具有专业精神的高度职业化新式精英。显然，他认为这是最终的必由之路，因而赞许晚清培养出来的许多职业外交官，后来在民国初年都曾活跃地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在国力衰弱的时代尽可能地避免了国家利益受损，足以证明晚清在外交官培养上的转型何等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