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躁动过后，全球经济难免调整(2)

三是无论是大宗商品市场，还是宽松政策，都正在经历着边际趋紧的新改变，这将削弱全球经济短周期反弹的动力。

长期复苏风险重重

从长期视角进一步加以审视，全球经济周期躁动的未来更加不容乐观。

IMF着重强调了六大下行风险：一是保护主义导致贸易增长和跨境投资同时放缓，二是美国加速加息引发金融状况收紧，三是金融监管趋松导致过度冒险增加，四是新兴市场资产负债表风险凸显，五是发达国家过剩产能导致生产效率下降，六是地缘政治动荡等非经济因素带来黑天鹅风险。

我们认为，除了IMF强调的现实掣肘因素外，全球经济弱复苏根本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性放缓：

第一，危机十年以来，金融创新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资源优化配置受到制约;

第二，危机以来，全球需求侧刺激性政策频频出台，供给侧结构性政策相对稀缺，政策刺激反而抑制了生产效率的自然恢复;

第三，虽然科技在加速进化，但科技对实体经济的应用和渗透依旧存在瓶颈;

第四，下行风险彼此之间相互强化，形成负面循环，加大了系统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第五，保护主义、孤岛主义、民粹主义盛行，经济风险向地缘政治风险深层转化，生产率提振受到多层次抑制。

保护主义内因深种

在诸多下行风险里，IMF最忧心忡忡的，是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在此前的深度研究里强调，经济基本面决定贸易博弈氛围，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的根本原因是全球经济周期错位带来的内生对抗性倾向，而特朗普极具煽动性的政策言行则加剧了这一内生趋势。

IMF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着重强调了保护主义的危险性，并从另一个学术角度论证了其客观必然性。IMF的研究表明，全球不平等趋势与全球化息息相关。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既共同带来了全球经济的长期繁荣，又悄然导致了劳动力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也就是说，就像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里指出的，相对于劳动，资本获得了经济增长的更多收益，这导致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持续加剧。而两极分化的恶化则导致民粹主义抬头，反全球化倾向抬头，这是保护主义盛行的内因。

无论从经济理论还是现实实践来看，屈从于保护主义压力显然是不利于长期复苏的，因此，IMF呼吁通过制定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提高税收累进性、改革住房和信贷市场、推行结构性政策等方式，应对不平等及其引致的保护主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