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政策遭遇选情谷底，“铁娘子”默克尔刹车自救(2)

来自大马士革的阿迪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原是叙利亚一家当地银行的管理人员。“我在叙利亚硕士毕业，有近十年的金融工作经验，可是现在想找一份简单的工作都很困难。虽然当地人英语程度很高，可是他们还是希望寻找德语流利的雇员。”阿迪说。

尽管默克尔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只有难民通过工作融入当地社会，才是各方共赢的解决方案”，然而从流离失所的难民到有正常工作生活的社会人，这不仅仅是对德国政府执行力的重大考验，对每个难民来说也是一个从生活习惯到文化理念的深刻蜕变。

只有这两方面都同时发挥有效作用，才能让这个特殊群体成为德国社会的真正有机组成部分，可惜这种蜕变并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

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所说：“难民的成功融入或许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民众：哀其不幸，惧其生乱

25岁的弗兰西每周末都会去家里附近的难民营做义工，她主要负责给在这里上小学的难民儿童辅导功课。“12岁时我随父母从智利来到德国，当时我也得到了周围人的热情帮助，现在能够在这里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这里的学习生活，我感到十分快乐。”弗兰西跟记者聊了起来。在这个难民营中像她这样的义工大概有十几个，他们会每周轮流为这些孩子讲解作业，同时也会为其父母解决一些生活问题。

“当第一批难民抵达这里，大家都很高兴他们能够远离战火来此安家。”弗兰西至今记忆犹新，“当地报纸杂志纷纷以此为头条，大家纷纷献计献策讨论如何让他们适应这里的新生活，有的建议图书馆应该购置阿拉伯语书籍，有的则主动报名为难民营当义务翻译……”

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布赫博士向记者分析说：“曾经饱受战争之苦的德国民众，对于四处逃难的处境并不陌生，他们或其亲属中有很多都经历过二战和东西德分立，他们对难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从内心深处对难民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加之现时期德国生育率低下，人口老龄化严重，青壮年劳动力不足一直是经济发展的掣肘，因此民众亦希望这些难民的到来能够像二战后来德的客籍工人一样，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活力。”

因此，当默克尔政府2015年夏天打开边界让百万难民进入境内，不但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广泛好评，也受到国内广大民众的理解支持。默克尔本人甚至在2015年、2016年两度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呼声最高的提名者之一。

好景不长。2016年新年在科隆、汉堡、斯图加特等地爆发的大规模性侵及盗窃事件，让德国各界为之震惊，也让其民众重新反思，这一来自不同宗教理念、文化背景的群体能否与自身和睦共处。

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ARD)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该系列事件后近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倾向于避免参加聚众活动，57%的民众要求政府在边境对难民身份严加审核。向来注重个人隐私的德国社会，在此后竟有逾八成人赞成在公共场所增加监控器数量和覆盖范围。

随着暴力犯罪、谋杀、抢劫等犯罪案件频繁现诸于屏幕和报端，不安和恐慌开始在民众中呈几何速度蔓延。

“孩子的幼儿园旁边在修建难民营，我开始担心孩子们的安全，我们正考虑换一家幼儿园。”家住科恩的克里斯汀娜说，“有的幼儿园在接收难民儿童后就将猪肉从食谱中除去，而且周围还出现了丢童车的现象……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到来会改变我们原有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