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政策遭遇选情谷底，“铁娘子”默克尔刹车自救

“我心中的英雄是默克尔。” 来自叙利亚的哈桑在汉诺威语言学校里一边打着手势，一边用尚不流利的德语告诉他的老师，“没有默克尔，我的五个孩子不但没有学上，每晚还要伴着飞机大炮的轰鸣声入睡。美丽的大马士革早已不再，现在我的家在这里。”他指了指脚下这片土地。

哈桑的五个孩子们都已跟上了当地学校的学习进度。哈桑指着手机照片库中的一个小男孩对记者说：“特别是我11岁的老三，这学年他每门功课都是A，我希望他将来能够当一名医生……”

与入境难民的高度认同相反，德国民意却狠狠地甩了德国总理默克尔一巴掌。

“我们能做到!”曾一度成为默克尔政府难民政策的名言。然而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民众抗议政府时却打出“我们做不到!”的口号，反对派更是每有事端必以此为噱头大做文章。

2017年，对德国“铁娘子”默克尔来说注定是充满戏剧化的一年，本应是顺理成章的四届连任，然而由于难民政策却令今年9月的联邦议会大选(即德国大选)顿生变数。

难民：默克尔，我心中的英雄

汉诺威作为德国第一批迎接难民的城市之一，到目前为止已陆续安置了近4000名像哈桑这样的难民，而其所在的下萨克森州则接收了近十分之一的难民，是入德难民的主要安置地之一。

“对难民来说，首要的困难就是语言。目前德国政府为每个难民提供至少660小时的免费德语课程(欧标B1水平)，这是他们融入社会的第一步，当然这个水平要申请一份正式工作还远远不够。”汉诺威工作与文化办公室的马玲娜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普遍来讲，35岁以下难民的语言学习和文化融入相对比较容易。有一些难民边学语言边打工，像送比萨饼之类的工作不但能帮助他们解决生计，对锻炼语言和了解社会都是大有裨益的。”

这一点在哈桑一家身上体现得也尤为明显。他说，他今年52岁，两年前带着家人来到德国，尽管参加了语言课程，他和妻子至今依然很难与当地人交流，而德国阴冷而漫长的冬季也令他们深感不适。与之相反，他的五个孩子中最大的17岁最小的7岁，德语提高很快。“现在家里看病之类的问题都是孩子们帮忙翻译。看到他们在这里安全健康的成长，作为家长没有比这更欣慰的了。”

据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BAMF)最新公布的数据，2015年德国接收了约110万难民，2016年又有逾32万难民入境，仅语言课程一项德国政府就将耗资57亿欧元，加之难民失业金、住房以及各项生活补助，预计到2020年各项费用支出将高达936亿欧元(约合6870亿元人民币)。

尽管德国政府表示，55%的难民将在五年内走向各类工作岗位，但目前看来达到这一预期依然任重道远。

据德国劳动市场与就业研究中心(IAB)预计，德国就业市场将会有约15万低技能的岗位空缺可供难民就业。但这对于百万级的难民数量来说实属杯水车薪。

德国已经迈进工业4.0时代，简单重复的人工劳动早已被高度机械化生产线所替代，即使是车间工人都需要经过两年以上的专业培训。而近四分之三的叙利亚难民受教育程度只达到初高中水平，加之语言障碍，使其在异国寻找工作的路上困难重重。

哈勒在叙利亚有一家家电维修公司。他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德国对这类人员有特殊的职业牌照要求，尽管他对各类家电的维修技术早已了然于胸，但除去德语学习依然需要至少两年的职业培训，才能“上岗”。

来自大马士革的阿迪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原是叙利亚一家当地银行的管理人员。“我在叙利亚硕士毕业，有近十年的金融工作经验，可是现在想找一份简单的工作都很困难。虽然当地人英语程度很高，可是他们还是希望寻找德语流利的雇员。”阿迪说。

尽管默克尔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只有难民通过工作融入当地社会，才是各方共赢的解决方案”，然而从流离失所的难民到有正常工作生活的社会人，这不仅仅是对德国政府执行力的重大考验，对每个难民来说也是一个从生活习惯到文化理念的深刻蜕变。

只有这两方面都同时发挥有效作用，才能让这个特殊群体成为德国社会的真正有机组成部分，可惜这种蜕变并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

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所说：“难民的成功融入或许需要一代人的时间。”

民众：哀其不幸，惧其生乱

25岁的弗兰西每周末都会去家里附近的难民营做义工，她主要负责给在这里上小学的难民儿童辅导功课。“12岁时我随父母从智利来到德国，当时我也得到了周围人的热情帮助，现在能够在这里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这里的学习生活，我感到十分快乐。”弗兰西跟记者聊了起来。在这个难民营中像她这样的义工大概有十几个，他们会每周轮流为这些孩子讲解作业，同时也会为其父母解决一些生活问题。

“当第一批难民抵达这里，大家都很高兴他们能够远离战火来此安家。”弗兰西至今记忆犹新，“当地报纸杂志纷纷以此为头条，大家纷纷献计献策讨论如何让他们适应这里的新生活，有的建议图书馆应该购置阿拉伯语书籍，有的则主动报名为难民营当义务翻译……”

研究社会心理学的布赫博士向记者分析说：“曾经饱受战争之苦的德国民众，对于四处逃难的处境并不陌生，他们或其亲属中有很多都经历过二战和东西德分立，他们对难民的苦难感同身受，从内心深处对难民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加之现时期德国生育率低下，人口老龄化严重，青壮年劳动力不足一直是经济发展的掣肘，因此民众亦希望这些难民的到来能够像二战后来德的客籍工人一样，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活力。”

因此，当默克尔政府2015年夏天打开边界让百万难民进入境内，不但获得国际主流社会的广泛好评，也受到国内广大民众的理解支持。默克尔本人甚至在2015年、2016年两度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呼声最高的提名者之一。

好景不长。2016年新年在科隆、汉堡、斯图加特等地爆发的大规模性侵及盗窃事件，让德国各界为之震惊，也让其民众重新反思，这一来自不同宗教理念、文化背景的群体能否与自身和睦共处。

德国广播电视联合会(ARD)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该系列事件后近三分之一的德国人倾向于避免参加聚众活动，57%的民众要求政府在边境对难民身份严加审核。向来注重个人隐私的德国社会，在此后竟有逾八成人赞成在公共场所增加监控器数量和覆盖范围。

随着暴力犯罪、谋杀、抢劫等犯罪案件频繁现诸于屏幕和报端，不安和恐慌开始在民众中呈几何速度蔓延。

“孩子的幼儿园旁边在修建难民营，我开始担心孩子们的安全，我们正考虑换一家幼儿园。”家住科恩的克里斯汀娜说，“有的幼儿园在接收难民儿童后就将猪肉从食谱中除去，而且周围还出现了丢童车的现象……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到来会改变我们原有的生活。”

尽管德国的犯罪研究中心称，难民的犯罪率并不高于德国平均水平。“但无论政府作何解释，在信息传播迅速的今天，民众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感觉：当他们看到警方通缉难民背景的嫌疑犯，出门看到几个说着阿拉伯语的青年一起抽烟厮混，自然会强烈地感到潜在的危险就在身边。这时政府的统计数据则显得苍白无力。”布赫博士这样解释。

“我不反对难民来此避难，可是我们没有能力一次消化这么多难民。”克里斯汀娜道出了德国民众的普遍担忧。“政府的这一举动显然没有考虑纳税人的感受，我们缴纳的高额赋税却损害了纳税人自身的利益，甚至基本安全都无法保证。以前我带孩子去游泳池，里面很宽松，而现在里面满是难民的孩子。医院也是一样，以前不需要排队，现在需要等很长时间，走廊里站的满是难民……”她继续抱怨着。

德国民调机构Infratest Dimap的最新民调显示，20%的男性和27%的女性承认他们的不安全感较前两年明显上升，62%的女性表示她们尽量避免夜间在室外活动，13%的女性则随身携带防狼喷雾，而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这种威胁感来自于大量涌入的难民和其他外国人。

布赫博士解释说：“现时期德国民众的心态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放弃对难民的理解和怜悯，另一方面难民所带来的社会安全、公共资源危机，以及原有秩序受到挑战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又让民众惴惴不安，稍有风吹草动便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

德国近年来贫困率有所走高，也是民众对难民涌入抵触的原因之一

政府：临近大选急刹车

以严肃评论而著称的德国《明镜周刊》以《我们做到了吗》为题，深刻反思了难民潮以来政府决策的种种问题。然而，真正让默克尔感到焦虑不安的，还是即将在今年9月迎来的大选。如果默克尔政府因难民政策拖累而下台，那么这一句“我们能做到!”将成为德国政史上的黑色笑话。

德国联邦议会四年一选。2013年，联盟党(Union，即基民盟-基社盟)以41.5%的支持率，甩开位居第二的社民党(SPD)近16个百分点。然而难民危机以来，联盟党支持率节节下滑，在近期举行的地方选举中，默克尔所在的联盟党甚至在其传统选区——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梅前州)仅获得19%的得票率，不但落后于在野的社民党，而且被首次参选的右翼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AfD)一举超越。梅前州可谓默克尔执政理念的发源地，被誉为默克尔的“票库”，此次失守无疑对其政党打击沉重。

而在首都柏林市议会选举中，联盟党加总起来也未赢得半数选票，这意味着，新一届柏林市议会必须重新组阁。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地方选举中，以反欧元、反难民、反外来宗教为纲领的德国选择党一路高歌猛进，不但一举赢得德国16个州中10个州的议会席位，而且顺理成章地成为德国第三大政党。

这个右翼政党的迅速崛起，让其他党派都颇为不安。社民党人士克斯对第一财经表示：“不能理解这个政治主张如此极端荒谬的政党，竟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甚至超越了绿党等传统政党。”

“支持德国选择党的民众，很多并非右翼民粹主义者，他们更多是因对现行难民政策的强烈不满，从而选择右翼来发泄愤怒。”克斯如此说。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联盟党节节败退之际，恰逢德国总统今年2月换届大选，61岁的德国前外长、社民党人士施泰因迈尔高票当选为新一任德国总统，这使在野多年的社民党士气大振。

同时该党还推出了名望颇高的欧洲议会前议长马丁·舒尔茨担任党魁。2月初公布的Insa民调显示，社民党支持率攀升至31%，一举超越了联盟党(30%);而作为总理候选人的舒尔茨则直接对默克尔的连任构成有力威胁。

舒尔茨的社民党在民意调查中领先

围绕难民政策，联盟党党内矛盾也日益尖锐。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CDU)与其姊妹党基社盟(CSU)一直争论不休，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吉霍夫尔多次公开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表示不满，甚至一度要重新考虑是否支持默克尔连任，“党内厮杀”让民众也大为失望。然而，面对节节下滑的民意，其党内为了保证选票集中，不得不选择统一战线，最终共同推选默克尔为总理候选人。

内外交困下的默克尔政府清醒地认识到，如果难民政策再不及时调整，9月大选后坐在在野党位置的就将是她和她的政党。作为老练的政治家，默克尔一方面公开承认在难民问题上政府准备不足，不再提及“我们能做到”;一方面随着巴尔干半岛路线的关闭、欧土难民协议生效，进入德国的难民数显著降低，同时对已入境的难民加大身份审核力度，制定了对不符合难民标准入境者的遣返政策。

2月初德国政府提出的加快难民遣返的“16点计划”，被称为默克尔为大选自救的一剂猛药。该遣返计划的重点在加强难民返乡激励机制，承诺2017年政府将拨款4000万欧元(约合2.94亿元人民)鼓励难民回国;同时坚持“都柏林协议”，即难民应该在入境欧盟的第一个成员国申请政治庇护，将不符合难民的申请者安置在“联邦遣返中心”，加快遣返效率，加大遣返人数。

针对以前不符合政策的难民常常通过改换身份等方式继续滞留，该计划通过指纹采集，以及对危险分子检查手机SIM卡等方式确认身份，堵塞政策漏洞。

的确，对于难民问题，默克尔的态度可谓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起伏:：2015年7月，她在电视节目中对巴勒斯坦裔女孩说“政治是残酷的”被批冷酷;2015年9月，打开大门迎接百万难民入境，成为“难民圣母”;时至今日，默克尔又一再强调“遣返”是今年的关键词。可见，此时风向急转，实是内外多重压力所致。

国内方面，难民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已难以回避，同时大选在即，若违民意自己也政权难保。国际环境更是不容乐观。在欧盟内部，英国脱欧被指是由难民之手放出的黑天鹅，各成员国对其安置问题亦是相互指责推诿;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多次直接指责现行难民政策，称其为“德国的灾难”。

举目四顾，一片唱衰之声。默克尔本人也称，2017年将是两德统一以来最艰难的一届大选。大选在即，这位身为“难民圣母”的“铁腕娘子”能否驾着德国战车冲出危机，成为德国四届连任的女总理，人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