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具体政策,包括审批、采购、医保、支付、定价等各环节的变化,都让本土的创新药面临不确定性。”蔡大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公开消息显示,国内批准的17个创新药中,年销售额超过1亿人民币只有4个。
相较于国外投资环境,国内资本市场的某些局限也引发了新药投资方的担忧。
华盖资本董事长许小林表示,一方面,新药研发项目越到后期,特别是进入到临床试验阶段时所需投资额越大,在企业自主资金不能满足需求时,通过IPO或增发新股是药企筹集资金的重要手段。而目前国内新药研发投资尚未形成全链条的接力棒式资金,在药品研发的前中后期没有形成对应的基金进行全程的投资和扶持,比如很多证券咨询机构和投资公司都没有为药企单独设立多种融资方式,医药行业直接融资比重较低。
另一方面,由于医药产业具有较强专业性,国内创新药价值评估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药企在融资时难以获得令投融资双方满意的价格。也正是因为没有形成完整的投资链与价值评估体系,使得一些投资者不敢在药品研发的前期贸然投资。
“我看过的医药创新项目加起来,即使10%成功,估值差不多能占到5年后国内GDP的10%,有这种可能吗?这里面肯定有陷阱。”蔡大庆说,在创新药价值评估体系缺失的情况下,一些投资人并未看到全局,只是盲目跟风,推高了创新药项目估值。
此外,目前国内资本市场对创新型公司的支持还不够,企业如果要上市,需要有盈利要求。“多数的研发型药企还是没有盈利的,这种情况下国内没有机制让其进入二级市场。”和铂医药CEO王劲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除了鼓励创新药尽快进入临床和市场,政策层面还应考虑对创新投资的回报和价值认可,只有让创新成果更快进入市场,投资机构尽快获得回报,医药产业创新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在多重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中,坚持全球视野和产融联动是资本界对未来创新药投资认可的逻辑。
胡雪峰告诉记者,基金选择早期项目,应该为产业服务,真正实现早期项目和产业之间的对接。这种早期项目成功率更高一些,或者说有更好的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