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药买不到用不起破局：国内仿制药企谋变(5)

“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药品只要有三个条件就可以上市销售：安全、有效、高质量，当时美国FDA就是按照这个来建立的。但是到80、90年代的时候概念已经变了。我们的创新药物上市，不但要求安全、有效、高质量，还要问我们社会能不能承担得起，我们社会各种价值在哪里？”中山大学药学院医药经济研究所所长宣建伟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知道在我们国家的药品价格谈判中，就已经对三种药物尝试用药物经济学评价的理论，来对国家的药品价格谈判提供决策的依据，那么同时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我们又对全国医疗保险目录进行了修订，在这个修订过程中，药物经济学也起到了一定作用。今年国家又启动了对医保药物的谈判。”

宣建伟之所以呼吁用一个鲜明的体系标准来衡量药物的经济效益，是因为近几年在全国各地常常会出现一些“医停药”的头疼事件：由于各地医保中心对医药费用的控制，常常出现在超过报销总量限制之后，医保中心就不给报销的现状。而对于一些医院院长来说，为了保证能够顺利拿到医保报销的费用，不得不每个月查看处方排名，如果消耗量排在前面的药物，并且医保中心指标用得差不多的，就会采取建议停药的措施，以防止报销的费用打水漂。

“但是对于一些靶向药物，虽然价格昂贵，但是对于一些患者来说，它的五年生存率可以大幅度提高，那么这对社会就是有意义的，不但可以在治疗上产生很大的进步，患者也能继续提供社会价值。”宣建伟说。

在他看来，要不要将以肿瘤靶向药物为代表的高价药纳入医保体系，以及如何确定报销范围，最重要的是考虑以下临床指标：患者从药物使用干预后到死亡的生存时间，服用药物后疾病无进展的生存期以及肿瘤客观缓解的指标等来进行综合判断。

在此背景下，医保谈判成为了另一条国家可以相对灵活地应用药物经济学原理进行医保覆盖的途径。

在刚刚结束的第二批国家医保药品谈判中，44种高价药物得以入围，包括诺华、拜耳、罗氏、阿斯利康等跨国巨头均有斩获，入围品种很多是临床大品种，在全球的年销售额可达几十亿美元。

对企业而言，之所以愿意积极参与，一个重要的参考是去年第一批次入围的谈判品种从降价进医保之后销量确实大幅上升，“以价换量”的战略被市场认可。而对于国家医保基金而言，新的研究表明传统的化疗药物和靶向药物，其实在费用上差异并不大，某些瘤种上，靶向药物的长期使用给患者负担的影响是可控的，整体的药物经济效益也得到了提升。

“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还需要进行预算的一些分析。很多的专家学者认为，如果把现有的靶向药物全部纳入你的医疗保险范围之内，或者是你全额报销的话，是不是超过你的基金承受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地方开始做一些大病的谈判，一个是把这些创新的药物尽快让患者受益；再一个是考虑国家基金是否能够承受。”辉瑞中国药物经济学及结果研究总监董鹏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