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嘉：楼市重启行政干预并不违背长效机制建设

上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提出要加快形成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近一年以来，对于什么是长效机制、如何推进长效机制等，政商学三界也从各自的视角出发给出了相应的建议，比如集体土地入市、房产税征收、公共服务均等化、户籍制度改革、扩大住房保障、控制货币发行等等。但客观地讲，目前关于长效机制建设的框架、推进路径和配套改革内容，依然一直处在研究和讨论之中。

值得关注的是，自2003年首次提出“物业税”以来，被誉为长效机制龙头的房产税，一直停留在征不征、怎么征、征多少等问题上。在相关配套改革，如不动产统一登记、统一信用代码和住房信息联网等基础性制度到位之前，房产税征收看来很难成行。

2017年全国两会的消息显示，房产税未列入2017年立法计划。长效机制的其他内容，如呼吁了多年的集体土地以平等权利入市也与此类似。考虑到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是楼市涉及政府治理、国民经济等各个环节，互为前提，因此如此慎重也是可以理解的。

近期，不仅2014年陆续退出的楼市行政干预手段(限购、限价等)等再次启动，而且力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限购范围扩展至三四线城市、大城市郊区(县)、“类住宅”等，甚至启动对单身人士、企业限购。另外，还启用了“限售”等此前从未采取的干预措施，即获得产权证或网签后一定年限内不得出售。

行政干预越来越精细化，甚至有微观化倾向，比如限制某类房屋(类住宅、平房等)网签，限制商办类只能销售给企业，限制中介代理同一套房屋的频率，限制资金给付形式等。那么，这些看似跟市场化改革取向并不一致的行政干预，是否与长效机制建设背道而驰呢？

要厘清这一点，首先就要理解长效机制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看待近期行政化干预浓厚的限制性措施。我国自1998年启动“房改”，让土地和住房配置市场化，取代福利住房制度，改变企业和政府“办社会”，方向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基于长期计划经济下居民积累不足，住房具有社会保障的属性，当时“房改”设立的目标是，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也就是少数高收入人群购买商品房，绝大多数城镇居民在住房公积金的支持下，购买经济适用住房，政府供给廉租住房，满足少数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