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姓如何用得起特效药 专家呼吁“强制许可”(2)

《声音周刊》：药品强制许可能有效解决“看病贵”问题吗？

邵一鸣：这一措施给患者带来的益处显而易见。强制许可后，会有多家企业仿制专利药，药厂节省了研发的大量成本，药品价格大降，药品增多。以治疗慢粒性白血病的“格列卫”为例，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药品在中国大陆售价为每盒2.3万元左右，而印度仿制的每盒价格仅需200元。仿制药价格不足原产药价格的十分之一。

美国、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泰国、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运用议定书的条款，成功解决本国公共健康危机，同时极大缓解了高昂药费对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

《声音周刊》：既然能解决“看病贵”问题，为什么我国迟迟没有实施药品强制许可？

邵一鸣：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专利药物实施强制许可牵扯到多部门，除专利和法律部门以外，还需要国家负责药品审批和定价的部门，药品使用的医疗卫生部门，药品生产部门和药品流通的多部门紧密配合。如涉及药品平行进口时(我国药品支援其他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外交和外贸部门的支持。任何部门不积极参与，都会导致“药品强制许可”被搁置。

另一方面，一旦我国提出“药品强制许可”申请，很多药品的价格可以成倍下降。比如，肝炎和抗癌药物，药价至少可以比原价便宜3至10倍。这也是国外跨国药企极力阻挠我国实施药品强制许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