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姚洋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掀起一轮进步运动很有必要(6)

澎湃新闻：目前的现状是，仍有2亿左右的农民在城市中打工，城市应该为流入的农民工负担市民化成本吗？

姚洋：我很反感用城市化的“成本”这样的词，首先这是一项权利，我们先要建立一个权利的概念。我们为什么不谈权利呢，当然应该谈，这是底线。共产党革命就是为了所有人享受同等的权利，这是无数烈士参加革命的初心。老百姓有没有权利在一个城市居住，在这个基础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一线城市集中这么多人，就是因为资源太集中了，别的地方资源太少，如果别的地方资源多，就会自然分散。如果有条件的限制，要通过一定的手段让能留下来的留下来，不能留下来的到别的地方去。

澎湃新闻：在城镇化的调整期，应如何实现市民的空间权利，避免农民流离失所？

姚洋：很多打工者，包括很多白领一个月的收入也就七八千元，看过去20年的收入分配状况，如果不看住房的话，50%-60%的人的财富相比于财富最高的10%的人几乎是0。这是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状况，应该理性地看待这个状态。要所有的人都应该拥有住房是不可能的。

我们憋了20年，政府好容易出台租售同权政策，早应该这样了。开发商不建出租房，也是因为政府政策没到位，否则这个市场早就办起来了。这是政府不理性的地方。

不过也要退一步看到，我们的城市管理水平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至少我们没有让贫民窟兴起。中国还有一个好处，农民还有地，尽管不完全属于他，但也是还是有地的，地是农民的根，不会轻易地离开。特别是这一轮沿海地区工业化高潮基本结束后，年轻人开始回流回去，中西部地区也还在工业化。

城镇化虽在推进，但农民不可能都住到县城去，县城也不可能无限的扩大，还是会有很多人住在农村里。怎么把整个农村生活的环境搞好，是这次一号文件后希望能够推动的。

乡村振兴计划要实打实地做起来，不要像新农村建设只搞硬件建设。只要是对社会进步有利的事情我们就应该做，这里的社会进步指的是广义的社会进步。

整个世界从公元1500年开始是个现代化的进程，这也是追求理性和人的尊严的过程，在此之前人生活在野蛮和强权下而不自知。我们需要有物质的进步，但更应该有“人”进步。光有物质的进步，没有“人”的进步，是没有意义的。

欧洲国家用了近400年才完成现代化，我们是赶超型国家，我们应该缩短这个距离，不应该去等，不应该由自然的过程来决定。要想赶超，必须要有政府的介入，这个介入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整个社会的，在这个大历史下看中国，可以看得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