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诺奖得主泰勒最新探索：自己投资养老金一定是好事吗？
行为经济学自诞生起，与传统经济学的交锋数十年未曾停歇。中欧国际商学院副教授余方曾在泰勒门下攻读博士。他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回忆，1998年，他前去芝加哥大学拜访泰勒，恰好见证了行为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的日常对战。
泰勒用一个学期在课上挑战了传统金融学的主要观点。到学期最后一课，他却把 “老对头”、传统金融学的代表人物尤金•法玛（Eugene Fama）请到了自己讲台上。两人同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任教，观点水火不容，私交反倒颇好。他们经常在一起打网球，如今年纪大了，就经常一起打高尔夫球。
那是一场奇特的期末考试，学生要用行为金融学的理论，每人准备为法玛一个问题，谁只要能问倒法玛，泰勒就会给他A的成绩。
法玛戴着眼镜，空着手来了。学生一个一个上去挑战，然而半小时就全军覆没。
泰勒于是自己站上去与法玛辩论。他们心平气和，但“谁也不能说服谁”。到2013年，法玛摘下经济学诺奖，2017年，泰勒摘下经济学诺奖，这一场交锋也始终没能分出胜负。
泰勒在获奖的新闻发布会上感谢了法玛，“在芝加哥大学的二十余年中，与法玛这群家伙辩论……对我而言挺好的。”
然而行为经济学在走入主流视野之前，就已经在影响国家政策制定与市场交易。余方正与泰勒一同研究瑞典养老金体系改革，他讲述了自己所经历的行为金融学发展，以及泰勒如何用行为经济学影响政策的制定。
交锋传统经济学
法玛是传统金融学的代表人物。1970年，他发表了“有效市场假说”，即金融市场中的定价反映了所有的信息。因此苹果公司的今日股价，就是合理的价值。
余方解释，法玛的理论对于投资的指导，是促成了指数型基金这种被动投资商业模式的形成。“有效市场假说”理论推出之后，投资人认为，既然股价已经反映了所有的信息，那么其实没有必要花费时间挑选股票。只要买一个市场的指数，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因为收益很难超出这个指数的回报。
根据评级机构穆迪的数据，目前被动投资占据美国市场的29%。
不过在1993年，泰勒也建立了自己的资产投资管理公司，用行为金融学的原则去做投资管理。到今年9月30日，该公司已经为超过90亿美元的资产提供管理和建议。
这家基金公司的投资原则说来简单：投资者会犯两种错误，听到坏消息的时候反应过度，造成损失；听到好消息的时候没能引起重视，错失良机。而这家基金就是要利用这些错误，从这些被低估的股票中获取收益。
传统经济学的最大假设是“人是理性的”，这是所有模型的基础。而行为经济学则认为，人不是完全理性的，会犯许多错误。并且这些错误有偏向性，即有几个基本的错误，人们反复踏错，始终难以避免。
二者最大的分歧之一，对于非理性人群对于市场价格的影响是否存在，“吵了三十年”。
传统金融学认为，当市场充分竞争的时候，有很多可以套利机会的时候，非理性的人会被淘汰掉，他们对于市场的定价不会有影响。但是行为金融学不以为然。
于是在人类理性有限的基础上，行为金融学发展出了自己的投资策略。如果你相信人会犯错误，并且人的错误对于市场的影响是系统化的，总是有一些固定方向的影响。那么就可以相应指导你的投资。比如说有些股票总是被高估或者低估，如果你能发现这些股票，那么就可以获得比较高的收益。
而金融危机动摇了传统金融学——美国股市在2000年跌去近一半市值。行为经济学家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成功预测了美国2000年金融危机，他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那正是传统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论战的重要时刻，仿佛是为行为金融学送来许多“弹药”打这场战斗。
席勒的《非理性繁荣》于2000年夏天出版，到秋天时候，美国市场就崩盘了。
遭遇问题的瑞典养老金体系
正因为人们的非理性行为有规律可循，泰勒的“助推（Nudge）”理论，寻求推动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在投资市场之外，泰勒理论的重要影响在于政策制定。在英国，前首相卡梅伦甚至在首相府唐宁街中心，建立“助推小组”践行泰勒的理论。这个小组最初有6名策略师，今年已经扩大到100余人，研究如何用行为科学来推动人们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不是诉诸于传统的立法途径。
在“助推小组”建立之初，舆论曾怀疑他们影响力有限，或是实行“大规模操纵”。 泰勒个人赞成自由作风的家长制，尊重人们的选择权，但应当推动人们做出更好的选择。
余方介绍，行为经济学的方法首先是观察，观察每个人在现实世界中的行为，如何做出选择。然后试图去理解，建立一些可行的选择架构，实验人群会对此如何反应。最后找到可行的方法，推动人们获得更好的选择。
“助推小组”的一个成功案例是在英国推动器官捐献。他们通过实验发现，唤起人们的同理心，比施加压力更为有用。“如果你需要器官移植的话，你会如愿以偿吗？如果你可以，请帮助其他人。”这条在实验中最俘获人心的标语，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捐献者，随后被应用到大规模的呼吁行动中。
而泰勒把行为经济学应用于政策制定的最新动作，是改革瑞典养老金系统。
余方介绍，2000年，瑞典政府决定给所有公民养老金投资的选择权。比如公民的养老金账户中有1万瑞典克朗，他可以选择投资任何系统内的基金，而不是由国家代为管理。
改革启动之初，即有400到500家基金，进入了瑞典养老金的投资体系。基金不仅来自瑞典本国，还有外国基金比如美国、日本、中国，投向世界各地。
每一个瑞典公民获得了一本很大的手册，里面有他们的诸多选择。这几百家基金的介绍、历史回报、投资方向、诸如此类。随着时间推移，已经有700到800家基金进入了系统。
泰勒在瑞典财政部的一次演讲中回顾，那应该是瑞典史上最大的一次广告活动。政府与基金都在大做广告，政府劝说公民自己选择投资，基金则劝说公民选择自家公司。
但这么多的选择，对瑞典公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余方与泰勒一同从事这项研究。他解释，从理性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更多的选择一定是好事。有800家基金可以投资，肯定比只有8家投资要好。但实际操作的结果却并非如此。
2016年，800家基金中有2家卷款跑路，十几亿瑞典克朗不知所踪，“说对不起，我们这个基金出问题了，向这些基金投资的瑞典公民怎么办？”
此外，近10年来，绝大部分新进入养老金系统的瑞典公民，都不愿意花时间精力去800家基金中挑选。如果公民不做出选择，他们的养老金就会进入一个默认的“缺省账户”中，由政府操作投资。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在2017年的夏天之前，瑞典养老金项目的负责方与泰勒接洽，希望对这个运行了17年的体系做出评估，找出可以改进的地方。因为对于系统来说，可供投资的基金选择增多，增加了系统维护的成本。但对于瑞典公民来说，不知这是否真的有所帮助。
选择的建筑师
如何去影响人们的选择？这是泰勒这些年来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他称之为“选择的建筑师”（Choice Architecture）。
泰勒曾举例说明，亚马逊公司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的建筑师”，因为他们的网站上售卖百万本书籍，人们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却不会遭遇重重障碍。如果迷失在过多的选择之中，则是“建筑师”的问题。
在设计选择的架构时，“助推”是其中一项重要元素，即影响人们去做出某种选择。
其实在2000年瑞典养老金体系改革之时，就已经同时测试了两种互相竞争的“助推”。其一，养老金投资系统的默认选项是“缺省账户”，即公民如果不做选择，就托管给政府去投资养老金。
第二种“助推”是政府与基金公司的广告攻势，鼓励人们选择自己的投资基金。
起初是广告“助推”取得了胜利，约三分之二的公民自己选择了投资的基金。
但是当大规模的广告停止后，系统默认的“助推”则取得了胜利。泰勒提出，默认选项是更有可能被选择的结果。因为人们什么都不做的话，就是默认选择托管养老金。而此后加入养老金体系的公民，几乎都选择了托管他们的养老金。
而泰勒研究发现，选择架构的影响非常明显。这两类人在一段很长的时间中，都没有改变自己的选择。
17年之后，养老金体系中的700万瑞典人留下了大量数据。而瑞典政府将所有人的每一笔交易等信息都发送给了研究团队。研究团队分析原始数据，通过数据刻画瑞典公民十几年来的行为模式：多少人每年选了什么样的基金，什么时候做调整，有没有做调整。有些人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调过仓，到底人的惯性有多大？
而泰勒也在考虑“选择的建筑师”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让系统整体的养老金投资收益率最大？是去把整体的投资风险降到最低？谁应当承担基金“错误行为”的风险？ 如果默认选择的基金风险不小的话，政府应该考虑，把人们推向默认的缺省账户是对还是不对？
余方表示，泰勒近年来主要想推行的模式，就是“选择的建筑师”。他希望一个好的政府，能够把选择的架构搭建得更好，使民众更容易选择有益的方向。
而在传统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好的理论方法，来把选择的架构搭建得更好。传统经济学最多只能算出在所有的基金之中，哪一支表现最好，但也不能“逼迫”所有人来选择最好的基金。
泰勒的行为经济学则推崇数据驱动的模式，以公开、透明的方法，通过实验和数据，去做长期的政策决定，再去影响人们的生活。
而泰勒希望在12月的诺贝尔奖致辞中简单提及这个项目。目前研究团队正在期望从数据中获得发现，并找到好的方法，把发现串联在一起。
余方说，如果这项研究最终能够产生效果，如果这700万瑞典人之中，哪怕有一小部分人，在新的体系中获得更好的退休金收益，过得更好，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