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关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存在四大分歧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对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一季度的数据还是有虚高的因素，4月份逐步朝大家预期的方向发生变化。同时，从未来来看，这种趋缓的压力可能会逐步显现。大家对这个度会有一些判断的差别，它主要来源于几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工业箫条是否摆脱的判断。它的景气向下游传递到底会怎样？会不会夭折？最核心的讨论是PPI与CPI之间的剪刀差，如果PPI目前已经连续两个月调头，而CPI没有多少变化，就不能够从工业品价格的上涨最终落脚到消费品的上涨上面，整体经济的利润效益和增长效益就体现不出来，这可能会导致整个经济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有持续的改善。

第二个方面的差别在于对世界经济景气传递的情况的判断。目前从去年三季度到今年一季度来看，全球的贸易增速回升较快，粗略估计全球的贸易同比增速从去年二季度1点几的增长，现在回到3—4%的增长区间，这发生的变化最明显。但是出口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和很多跟中国产生竞争关系的国家相比较，中国在某些程度上还是相对比较平缓。这里面提出一个疑虑，即使世界已经复苏了，景气会不会在竞争力下滑的格局里面强制削弱，这是我们担忧的一点。

第三个方面关于房地产政策。一线房地产政策从3月份开始全面加码，二线房地产政策基本在4月份进行全面加码。最近5月份像开封还有很多三线城市的调控也在加码，大家也会担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判断是，房地产会不会在这种分化调整过程中出现一个价量齐跌的状态，对与这个时间点的判断，大家可能有很大分歧。

第四个方面的最大分歧是去杠杆的程度是否会能够平稳的运转。特别是对于金融部门的去杠杆，它会不会在去杠杆本身过程中强化监管本身中出现风险，其中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争论是目前我们的风险是不作为的风险，是金融本身自己所孕育的风险，还是监管本身所带来的额外的风险？会不会导致我们后续的一些变化？这立马引起了去杠杆的这种路径和去杠杆的这种程度，在未来到底会不会因为最近围绕着监管所带来的风险这个讨论而逐步放弱，从而导致一些去杠杆，特别是金融去杠杆。

实际上，这几个判断的差别是我们对于下一步经济判断的一个很大的分歧。但很重要一点是，从短期来讲，中国经济前高后暖的格局是必定会出现的，而最大的分歧点在于，在这几种力量之后，到明年究竟是形成持续的回落，还是会有一个明显反弹的状况？可能判断还是偏乐观，我们认为目前整体的状况比想象中要好。

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第一，对于外向型经济的中国来说，整体世界经济的这种复苏和景气的全面传递是一个基础性的作用。第二，如果从金融周期调整的状况来看，我们并不像很多人那样悲观地认为目前金融周期的顶点还没有到来，负债的最高点还没有呈现，去杠杆的过程还很漫长。中国去杠杆的进程实际上在2014年就已经开启，即第一步是地方政府去杠杆拉开序幕，第二步是2015年、2016年，特别是2016年，围绕着僵尸企业和去产能的进行，很多国有企业的去杠杆已经开始。今年会随着央行的缩表以及我们强监管的启动金融去杠杆已经踏上它的征程。因此，虽然很多部门、很多相关利益主体是采取一种拖延的战术，中国去杠杆的过程对于金融问题的解决，如果回过头来看其进展状况，这三年的状况比想象的好一点，所以这个问题并不需要特别担忧。我们认为，原来很担忧的债务问题，特别是债务因通缩带来的滚雪球效应所带来的短期经济复苏压力，目前通缩的问题已经逐步解决。至于高杠杆率、高债务的问题，我们认为，虽然可能还会有很多问题，但再经过一年的时间，从一些大的格局上会缓解我们在短期里所出现的高风险负担和利息负担的问题，并且使整个经济相对轻装上阵。

因此，我们认为从中期来看，未来并不是这么悲观，上一次谈到的新政治经济周期全面开启，也是我们不悲观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实际上，我们担忧的改革不彻，政府的行为模式在新政治经济周期全面开启的时候如果还沿着老路走、重启过去这样一种地方债务的高起状态，则很有可能会导致前期去杠杆的这些成就毁于一旦。我对于中期非常看好，但是关键还是在于改革，在于政府改革和国企改革上。

对于未来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我来谈谈目前讨论世界经济、中国经济的几个重要的问题，第一，长周期带来的技术进步的问题，第二，金融创新所带来的泡沫问题和债务问题。实际上，这一轮世界经济危机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收入分配所带来的再生市场不匹配问题。我们经常讲危机的爆发，如果按照传统观点来看，这是再生市场的不可持续。所以我们现在依然忽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收入分配不公平，特别是这种财富分配的不公平所带来的一种问题在这些年里大家讨论的很少。特别在我们分析广西、分析房地产的时候，大家分析到底房子多了还是少了，但实际上，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关注过中国房地产在这种财富分配极其不公的状况里的一种异化。

这个异化所带来的对短期经济循环和中期经济增长动力实际上是极其正面的。我们会看到，有大量的人买了很多房子，实际上却是闲置的。按照我们目前统计的方法如果推导，现在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应该是在40平米左右，已经超过西班牙和日本的人均居住面积。但是还有大量的人没有住房，房价还在持续飙升，最后房地产成为了价值符号。很多房子不仅没有拿来使用甚至基本上退出了再生市场的循环，实际上，这是经济增长动力缺乏的因素，住房要拿来进行使用，成为一种再生产的资本要素之一。

我们生产的大量产品进入到房地产，比如水泥、钢筋，最后进入到房地产这个市场之后就闲置成了一个价值符号，但是这个价值符号没有进入到再生产的循环中。最后就会看到，虽然人们注入越来越多的钱，但是这些钱都是被房地产这样一个短期生产过程消化之后就被闲置于此。一方面，这个闲置是大量的资本放置在这里，生产性资本没被投资再生产。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资金在金融系统里内部打转。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脱实相虚所产生的重要根源。如果我们住房的这种配置是比较均等化的，假设我们现在每年也是销售13亿平米的住房，这些住房平均分给每一个老百姓，那么再生产的循环状况和潜在GDP的增速状况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所以，正是在处理这种财富存量所产生的不公平上的不作为，导致了大量生产性资本被闲置起来，从而导致中国的再生产体系和资金循环体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异。因此对于财富的税收体系可以说是迫在眉睫，我们如果没有在未来几年里把财产税问题放在一个战略高度，放到一个中国经济再生产循环良性的高度，那么我们要想解决目前这样的一种困局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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