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中国人均收入少但不影响医疗体系的建立(2)

首先保险公司先会给医院一笔钱，让病人保持健康，比如会检查健康，会问问他们生活的方式是什么样，以及疾病管理。如果这个患者生病之后，我们就要把病人治好，保险公司给我们一笔钱。如果在这群患者中还有余额的话，我们会和保险公司一起来分。所以说患者很高兴，因为他们很开心，我们也很开心，因为居然还有余钱可以给我们分。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治疗，患者也很开心。我觉得我们可以跟中国政府一起来讲，这个事很好。

主持人 田薇：请Omar ISHRAK讲一下。

Omar ISHRAK：有些国家也在利用这个模型，比如说荷兰就是一个很棒的例子。我们进行很类似的项目，我们挑选一些人，比如这个人是I型糖尿病的患者。我们会收到固定的钱来确保他们的疾病不会升级，如果升级的话我们会损失钱，如果他们不会变得更糟的话，我们还会得到钱，这是私营保险的模式。这些模式在某些国家已经开始运行了，不需要私人保险，政府也可以进行。

主持人 田薇：正如Roberta Lynn LIPSON小姐所说到的模型，我们是关注于结果的，并不是关注中间是谁来交付这个健康的。能够让所有相关的机构和不同背景的结构，能够感受到这其中的意义，这样的一个系统就能够真正实施，同时最终也能保护到我们的消费者的健康。

请问刘教授，他们说的是不是有点复杂？刚才讲到我们有这么大的人口基数，我们的起点是在这儿。刚才讲到，我们连医生真的都不够，所有的改革也还是处在刚刚开始的时候。那能不能说到或做到刚才他们说到的大家都有一杯羹的系统？而且这一杯羹的系统到底是不是真正对病人或需要健康保护的人有所帮助？

刘国恩：这个问题很好，他们三位刚刚谈到的相关问题，事实上是我们医疗服务支付手段改革的一部分。听起来好像是复杂，很多合作伙伴都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受益才能够整合他们的力量，得到更好的结果。但事实上这正是经济学的最最重要的核心。经济学对每个学科的指导意义，就在于希望找出这么一个方法或这么一套体系，能够使得参与这个体系的所有相关方能够做好的事情，而更大地受益。

因为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起点很低，我们的收入才人均8000美金，但是这不影响在这个收入水平上寻找现在适应的医疗服务体系，能够让我们的医院、医生、医保和病人都能够受益的一套支付机制，我觉得这个机制是通过医疗保险按照人头拨到医院，或者按照疾病拨到医院，医院就有责任和全力跟我们一起承担提供医疗服务的责任。这样的话，医疗服务机构就会主动地想办法，把这个病人治好还可以留下自己的收益部分，这和我们收入低、收入高并没有影响。事实上收入低的国家更影响这么去寻找路径的。

主持人 田薇：你说的很好，但是我又不得不说，是不是太天真了？

刘国恩：不天真。

主持人 田薇：为什么说天真？因为我们现在还处在转型期。不仅是医疗改革，很多系统在以前是中央决定一切，现在要到有一个市场的机构怎么样进行更好结合的过程当中，所以会在每一个环节上都会有所体现和有所实验。

请问平手晴彦，在六十年代日本进行了大批的改革，但是当时必须有大家的共识，如何达成这种共识促进六十年代的改革？我并不是说日本系统很完美，只是说你们进行的测试。

平手晴彦：其实这是全球很普及的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看到医疗体系的基金并不是来自于国家政府。我看到的成功典范都是独立的保险系统，保险系统意味着大家都要交保费，任何个人如果生病了的话都可以受到保险政策的覆盖。保险政策必须和经济系统挂钩，比如说和某些私企挂钩或者是和公司的员工挂钩，比如保险经费中一半是公司付，一半是个人付。每个大机构中、每个大公司中都有这样的保险机制，所以他们就有这种激励机制不要让大型疾病发生、让别人生病。有人会说有的保险机构到处去宣传保险公司要去健康、要多走路，比如上个月走了多少公里、这个月走了多少公里，走多的人有奖励，他们希望让人健康。保险公司就有这样的动机让健康的人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