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84-1991：激情燃烧

到1984年，年广久瓜子厂雇佣人数已超过百人。面临牢狱之灾的他，被邓小平点名保护，“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有人大喊着报信，“傻子不得了了，以后没人敢动你了”。

那一年，邓小平已步入耄耋之年，但老人的一句话振聋发聩，惊醒无数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的合法地位被确立，经济改革的主战场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无数愿意用双手创造财富的“傻子”，一头扎进神秘莫测的“海”，开始了一场改变命运的探险。

已届不惑的柳传志，终于忍受不了每日看报的生活，怀揣中科院的20万投资，开了一家“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新技术发展公司”。

没什么生意，柳传志就摆摊卖起了运动裤衩和家用电器。他把钱缝到裤子里到处进货，“倒爷”之路并不顺利，很快，就被一个女 人骗走了14万。

33岁的王石，却已是玉米界资深“倒爷”，他筹建了一个奇怪的公司——“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公司做了一个硕大的霓虹招牌，到了晚上，艳光四射，每个夜间进出特区的火车乘客，都会多看几眼。四年后，公司改名万科。

为了给华远赚出注册资本，任志强倒卖了80多台电视，赚了30多万。之后，他从银行申请了几百万的贷款，南方采购、北方销售。

“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1978年至1984年，六年的积攒，让改革的潮水，掀起了第一次全民下海的巨浪。

23岁的段永平愤然离开分配单位北京电子管厂，因为那里“人人都觉得能干，却什么都不干”。

在惠州，27岁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与香港人合录磁带，未来的TCL发出了第一声。

在广东顺德的容奇镇，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但已过半百的潘宁，凭借手锤、手锉、万能表等简单工具，硬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

数年后和潘宁共同成就“北海尔南容声”传奇的张瑞敏，正顶着压力，接下已经亏损147万的街道小厂。新官上任的他，气愤地烧了“第一把火”—— “不准在车间大小便”。

1985年，海尔砸掉76台不合格冰箱。

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通过，国企迎来大放权。两件事得以明确，一是厂长负责制，另一是，可以贷款引进国外先进设备。

这让褚时健眼前一亮。在昆明一个申请贷款的会议上，他把自己的总工程师拉出会场，飞奔到一个小饭馆，没笔没纸，就用筷子蘸着碗里的米汤算账。当米汤汁铺满了大半张桌面时，两人飞奔回来，当众报出了一个当时看来的天文数字——2300万美元。自此，玉溪烟厂全部换成国外一流设备，换道超车。

此后的褚时健，一路开挂，远处的哀牢山，他只是一瞥而过。

新东方“三架马车”当年尚无踪影。俞敏洪站在北大礼堂某个角落，看校团委文化部长徐小平和艺术团团长王强，在舞台上闪耀光芒。

激情燃烧，潮水奔涌。1984年创立的企业，许多至今仍星光熠熠，若干年后，这一年被很多人称为“中国企业元年”。

几个年轻人，闪身而过，勾勒命运的细节。

10岁的刘强东，因为第一次看到了电灯而心潮澎湃。

第三次参加高考的马云，总分还是差了5分，被杭州师范学院破格升入外语本科专业。

在西安上大一的周鸿祎，编了一个小程序在电影院门口“科学算命”，赚到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块。

初二的马化腾，举家迁到了中国最年轻的城市——深圳。

三年后的1987年，一个青年人给 “蛇头”交了50元后，从铁丝网下的洞爬了过去。兴奋叫道：“深圳，我潘石屹来了！”

也是这一年，深圳两间四周杂草丛生的“简易房”里，任正非和他人合伙投资21000 元创办了一家小公司，取名“华为”。那年他43岁，决意放手一搏。

要搏的还有宗庆后。1987年，他准备在儿童营养液领域发力，朋友劝阻，他说“你能理解一位47岁的中年人，面对他一生中最后一次机遇的心情吗？”

没有人敢轻视一个发狠的中年人。

1989年香港联想大亏，中年人柳传志急急忙忙赶到香港，他瞪着通红的眼睛，对香港的合作伙伴说：“我这次是腰里别着手榴弹来的，如果公司垮了，我会绑着你们一块儿跳楼！”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底色，但不论哪个时代，那些咬牙切齿和生活死磕的人，总是更能得到命运的垂青。

80年代末，一首叫黄土高坡的歌让整个中国刮起了西北风热，街上老幼妇孺都会哼唱，“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那时风刮过的地方，还没有猪能随随便便起飞，西北风掠过苍茫、悲凉、激越、深沉的黄土地，只留下肆意生长和关乎生死的粗野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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