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联想应该正视舆论和业务压力 不能用“鸵鸟方式”

柳传志发怒，是因为被刺到了痛处。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徐昙

柳传志发怒，是因为被刺到了痛处。

5月中旬，《中国企业家》记者在北京见到了柳传志，那时“5G标准投票事件”尚在发酵中，记者见到的还是一个心境平和的柳传志。

因两年前在3GPP举办的有关5G标准的表决会议上对5G标准的Polar短码方案是否投票给华为引发争议，一时联想被扣上“卖国”的帽子。

5月16日上午，74岁的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拍案而起，与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联想控股总裁朱立南发表联名信《行动起来，誓死打赢联想荣誉保卫战！》。

这一次，他与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通了电话。任正非表示，联想在5G标准的投票过程中的做法没有任何问题，并对联想对华为的支持表示感谢。“我们一致认为，中国企业应团结，不能被外人所挑拨”。

“投票事件”发生在2016年，这件事的亲历者是联想集团和杨元庆，自2011年起不再担任联想集团任何职务的柳传志当时还不大了解情况。但是在这次深聊中，透析到了他“爆发”的情感诱因以及企业发展过程所不能触碰之痛。

因为被指摘“卖国”，柳传志在联想内部发布“战斗檄文”，语气既愤慨又痛心疾首。这份“告全员书”几乎是在说，联想已经处于最危险的境地。这和任正非说“华为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和比尔·盖茨说“微软离破产只有18个月”的居安思危是不一样的语境，唤醒危机意识恰恰是因为华为和微软还比较安全。

联想历史上有很多不安全的时刻，1994年外资进入中国，联想几乎到了和长城电脑一样的困境，后来长城电脑消失了，联想挺了过来。和《中国企业家》见面当天，柳传志还在反思这件事是自己的一个错误，因为1993年柳传志在香港忙于联想上市差点贻误战机。

“柳倪之争”时，路线决定企业的未来，但首先决定企业能不能在当时活下来，在科研和商业模式的抉择之间其实还有个死亡腹地，放在历史环境下看，柳传志要对生存和发展做有利的选择取决于企业发展阶段，当时到底有什么资源。

但是这些境况并没让柳传志有过激的反应，企业家最大的素质就是要处理不确定性，而市场上最常态的不就是不确定性吗？

“卖国”之所以能激起柳传志如此大的反弹，唯有这个字眼不能接受，对他来说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崛起了四代企业家的话，每一代都因不同的生长环境而带着不同的时代烙印。对于第一代“试水者”柳传志他们来说，“家国情怀”、“产业报国”是其身上最明显的时代特征。同样被民粹主义攻击，放在不同时代的企业家身上伤害指数是不一样的。

柳传志和BAT（百度、阿里和腾讯）企业家、以及新生代的TMD（今日头条、美团和滴滴）企业家仍然有交流。他和马云私交甚好，作为投资人错过了阿里成长的初期而遗憾，也钦佩孙正义的坚持。另一方面，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后，Jack马在国际舞台风云际会，据说纽约的出租车司机都对Jack马耳熟能详。马云个人的格局和视野越来越像“站在火星看地球”，不苟同于凡响。

柳传志对马云的欣赏，从一个典型案例能窥到原因：2017年6月20日，马云在美国中小企业峰会上全英文演讲，吸引3000多名美国企业CEO参加，引发轰动效应。柳传志在国内激动得发千字文赞扬马云，原因是马云“为国争光”了。作为一个企业家，有三个责任不可或缺，对股东负责，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柳传志是“3+1”，对股东负责，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还有一项为国争光。

和程维的交集，是因为女儿柳青任职滴滴总裁的缘故，这家出行领域的独角兽还在调适中。

但是柳传志和马云和程维有着明显的时代差异，马云创业时是看到互联网的大势所趋，程维是看到了出行领域的“风口”，判断的着陆点都是市场导向。而柳传志是在一成不变的早晨上班——端着一杯茶——坐在办公室的程序中看到了《人民日报》一则养牛的信息，突然嗅到政治的风向要变了。

即便在柳传志1987年创立联想后，决定企业生死的不是市场，而是政策走向，是权力部门。第一代企业家面对的是产权制度不清晰、制度缺陷等环境，一切在摸索中试错、前行。所以陈东升会说“原罪是政策缺失下的市场伪命题”。

早年工作照（1989年）。来源：被访者供图

虽然柳传志淡出联想集团多年，主要精力执掌联想控股，但联想这个标签始终贴在柳传志的身上。作为创始人的柳传志联合联想集团在“5G标准投票事件”上一起发声，多少有团结一致鼓舞士气的目的。

联想在“投票事件”中被误读投给高通而非华为从而被攻击，也在于近年外界总把华为作为联想的参照系，无形中置联想于华为的对立面。

且不评价两个企业是否应放在同一参照系中对比，单纯从业绩上看，联想集团近期并没有那么糟，联想集团5月24日在香港发布的2017/2018财年第四季度报告显示，整体营业额较上一财年增长5.4%达到454亿美元，直指2014/2015财年463亿美元历史峰值。但是市场看的是未来，PC业务再强大也缺乏想象空间。

联想集团所遇到的舆论困境和业务发展困境的求解之道，或许还取决于能否超越PC，在其着力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领域有所作为。

近日，柳传志就改革开放40年联想的曲折发展，在某些历史时期的应对方式和感受，向《中国企业家》谈了自己的看法。

《中国企业家》：现在投资人一看创始人40岁了都不想投。但20世纪80时代后40岁出来创业的还不少。比如你创立联想，宗庆后创立娃哈哈，任正非创立华为等等。成功的因素是因为最早抓住了市场机会，还是来自于40多岁坚韧成熟的个人特质？

柳传志：我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80年代科学院里最有想法，有奔日子劲头，年纪最轻的是我们这批人，从历史环境来看，当时的40岁跟今天的40岁情况有所不同，当年40多岁就相当于现在的22、23岁的人。

1984年底柳传志在深圳。来源：被访者供图

像任正非和我都属于想做事儿，愿意奔日子那一类，也有一定的思考能力。

当年中关村这条街上创业的人，基本上属于把原有的东西都放弃了，那要有点儿胆量和决心，要敢于割舍，奔日子的这个劲头儿要更足。

《中国企业家》：那时候创业，外部环境的特点是产权不明晰，政策不确定。社会上对那个时期企业原罪讨论很多。在制度缺失下公司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什么？

柳传志：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加入WTO以前，实际上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导者希望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想往这条道路上突破，但是法治法规还是过去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有时就是怎么样能够擦着边缘过去。

主要的矛盾就是现有制度和国家要走的道路不自洽。典型的例子比如，在联想创办之初，物价局认为我们汉卡定价过高，要罚我们一百万，因为他们认为定价依据就是原材料成本基础上增加20%，完全不考虑其中人的智慧积累的部分。当时一个小公司刚成立怎么能承受啊，所以拼了命争取最后定的还是罚款四十万。1988年公司来了一批年轻人，他们就给我出主意说，应该开个记者会，把这个事对外讲讲。我说还要好好办企业呢，听你们的办法咱们就死了，然后没有按他们说的去做。这种事在80年代末90年代屡有发生。

1988年香港联想成立。来源：被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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