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之后的蔓延速度和危害程度，是默沙东公司没有预料到的。“那些药最后都赚钱了”，梁贵柏说。在美国，相比于其他行业，药企始终处于道德的显微镜下，经常受到媒体的批评，也是总统竞选时的热门议题。造假药的行为会令公众愤慨，研发新药以后漫天要价、见死不救，同样会受到谴责。梁贵柏没有看过电影《我不是药神》，但他听几个朋友谈起电影对一位制药企业管理者的刻画。“医药公司有非常冷血自私的人，哪个行业都有，但这是个例。整个行业的发展还是相当健康的，而且对不同群体患者的考量，也会作为药物定价和捐赠的依据。”

距离上世纪80年代梁贵柏赴美留学，已经30多年过去了，但他一口上海腔一点儿都没变，说话直接又实在，那语气，不像“精英范儿”十足的科技弄潮儿，倒像是在老城区偶遇的一位上海“爷叔”。谈到制药企业所面临的道德监督时，他总会很注意把话说得朴实明白，一旦发现调门高了，就要找补回来。“不要说是造福人类，我们这些人就是想要攻克一些科学难题。”

第一财经：你对于抗艾滋病的仿制药怎么看？有报道称，目前不少HIV携带者会通过代购渠道到海外购买仿制药。还有一些人因为饱受药物副作用的困扰，需要去国外寻找价格低廉且效果更好的药物。这其中的过程，和《我不是药神》中的描述有些类似。

梁贵柏：艾滋病的事情和医药企业的研发无关，更多是国家政策。整个药物定价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每一次的总统大选，大家都会拿这个来说事儿。默沙东向中国捐赠了很多艾滋病药物。艾滋病人在今天的情况，依然大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的支付能力非常有限，政府各个层面是不是能够有所照顾，这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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