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2019年的制造业用工荒，各类媒体上最常提到的原因，是快递、外卖等生活服务业抢了制造业的农民工。具体来说，与生活服务业相比，制造业的工人一是收入低、二是不自由，以致“年轻人宁愿送外卖也不去工厂”。

众所周知，大量使用农民工的生活服务业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一样，“技术含量并不那么高”。既然同样“大家最终赚的都是辛苦钱”，为什么生活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会明显高于制造业呢？

换句话说，发生“抢工”，应该怪谁？是怪抢人的生活服务业有钱任性呢，还是怪被抢人的制造业不争气呢？

经济环境发生极大改变

在笔者看来，关键在于，尽管所使用的劳动力同样是以农民工为主，但制造业与生活服务业这两个行业大发展的经济环境却极不相同。

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大发展年代，是上世纪80、90年代。举例来说，2000年，中国无可争议的农民工第一流入大省——广东省的在业流动人口中，就业于制造业的就占2/3，具体来说，是68.76%。

当年的经济环境是：

首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乡村劳动力大批进城工作，导致中国非技术劳动力市场严重供过于求。

其次，中国城乡生活水平存在明显差距。以2000年为例，该年城乡居民的年消费额：城镇为6850元；乡村为1860元。该年城镇商品住宅（不含别墅及高档公寓）平均售价为1954.3元/平方米，乡村住宅造价为244.6元/平方米。外出农民工的常态，是自己工作在城镇，家属（包括老幼病残及负责照看他们的劳动力）留在乡村。由于乡村生活水平与支出远低于城镇，因而农民工能接受的工资底线也远低于城镇职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工的平均工资维持在大约相当于城镇职工60%的水平。

再其次，当年的政策只允许农民工进城工作，并不允许农民工全家进城落户；城镇住房大规模商品化是1998年的事。因此，绝大多数农民工（特别是第一代农民工）也不会想到要为进城落户（包括买商品房）而多挣钱。

劳动力供过于求、加上农民工家庭大大低于城镇户籍居民的生活开支，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2004年前的民工潮年代，以制造业为主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偏低；二是制造业对廉价的“候鸟”式农民工产生路径依赖，以致在全国性民工荒出现15年后的今天，与其他行业相比，制造业仍然是低收入的代名词。

快递、外卖等生活服务业的大发展，是最近10年的事。例如，快递业务量2012年不过57亿件，到2018年就剧增到500亿件。

与制造业不同，今天生活服务业所面临的经济环境是：

首先，非技术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表现在：

——全国就业人员数量开始下降，从2017年年末的77640万人下降为2018年年末的77586万人。这是该数字1961年以来的首次下降。

——青年农民工数量在减少。从2011到2018年，全国16~20岁的农民工从1593万减少到692万，减少了57.6%；21~30岁的农民工从8266万减少到7267万，减少了12.1%。近5年来，50岁以上农民工的增加量超过了全部农民工的增加量。换句话说，50岁及以下农民工的数量，近5年不增反减。

无论制造业还是生活服务业，青年农民工都是最受欢迎的劳动力。民工潮年代的2000年，农民工流入大省——广东省15~19、20~24、25~29岁这三个年龄段的流动人口，分别占15~64岁（即劳动年龄段）流动人口的17.86%、30.71%与24.58%，合计占73.15%。生活服务业以外卖为例，2018年，美团外卖骑手中，1990年以后出生的（年龄在28岁以下）占39%，1985~1989年出生的（年龄在29~33岁）占28%。在全国就业人员总体供求平衡、青年农民工供不应求的条件下，生活服务业要想招募到合乎理想的员工，就得向青年农民工提供远高于制造业非技术工人的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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