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管业务来看，有业内人士认为，国内券商的资管业务或许将受到外资投行“全球配置”的产品体系冲击。胡翔则认为，部分合资券商或基金主体此前已有开展上述业务，实质的影响较小。

此外，从历史经验来看，业内认为，过去几年，东亚前海、汇丰前海等合资券商纷纷成立，并未对行业格局造成明显冲击。

中信证券曾表示，外资投行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市场环境不能承载多样化的商业模式。

变：投行业务或成竞争主战争

双方交锋的核心可能在于机构业务，例如投行业务。

一些可见的变化是，当科创板的设立让国内券商为之兴奋时，外资投行在业务范围方面也发生了较大调整。

在2018年境内企业赴港、赴美上市热潮中，中介机构业务增长明显。以花旗为例，去年共完成12单香港IPO发行承销，累计发行规模超100亿美元，包括平安好医生、赣锋锂业、海底捞等；完成11单美国ADR（美国存托凭证）的IPO发行承销，涉及蔚来汽车、趣头条、360金融等。

“投行和FICC（固定收益证券、货币及商品期货）业务，可能是外资券商最有竞争力的领域，但也更受国内监管政策的影响。这可能是国内头部券商与其正面比拼的主要战场。”某中型券商非银分析师表示。

市场有观点认为，外资券商投行在定价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国内投行方面，据第一财经此前报道，科创板设立之际，定价、估值难成为多数机构投资者头疼之事。有私募创始合伙人建议，可在定价上形成两股力量，一类是国内的机构，另一类是国际上的大型机构，双方一起博弈，最终使得定价相对客观。

在一些国内投行人士看来，投行业务目前的竞争重点在于券商资本金和品牌实力的博弈。“定价能力能够吸引一批投资者认可主承销商对公司的估值定价，但还要配合市场情况。”胥珩认为，如果以上述指标来看，国内大型龙头券商的优势地位仍旧稳固。

不过，更长远的影响在于，外资机构的进入也正在促进国内券商部分业务的提升与改进。

“可能会推动机构业务、创新业务的竞争，整个国内机构业务的体系和经验可能会学习外方。”胡翔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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