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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已十年有余,但时至今日,是否完全走出了危机的阴影尚有争论。市场受到深刻教训的同时也引发讨论:金融的功能是什么?基本的共识是——金融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不能成为复杂的金融工程游戏,进而沦为庞氏骗局的工具。
然而实现这样的功能并非易事,世界各国正在艰难地探索以完善金融市场的职能。就中国而言,当前存在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风险集中在金融、地方债和房地产三大领域,而实际上后两者也和金融息息相关。
金融如何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如何破解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的难题?这些问题在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中主题为金融“突围”的分论坛上也引发广泛讨论。
实体经济是金融之源
实体经济是金融之源,金融风险是实体经济中风险的折射。资金脱实向虚在金融系统内空转的主要原因是实业的回报率过低、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不断下降等原因。预算软约束的企业不断获得巨额授信、贷款,并以借旧还新的方式续贷;而另一方面许多中小企业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
经历过多次金融危机的安联保险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特表示,首先,很多问题产生的源头都是一样的,如资本金不够但是杠杆率过高、资本透明度不够等,可以从金融危机中观察别人犯过的错误并且避免犯相同的错误。其次,金融模型无论多好都无法真正还原实体经济,高杠杆率背后意味着流动性危机,而银行系统关注资本金,往往对于流动性压力的关注不够。
厚朴投资合伙人、联席董事长张红力表示,大家都从金融危机的教训中有所收获,但是可以看到国际上金融风险又在逐渐累积。中国的金融需要继续发展,未来会从直接融资向间接融资转变。
谈及美国经济,美国全国商会常务副会长兼国际事务总裁薄迈伦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税改降低了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但想要实现包容性的发展,必须确保税收政策和监管政策能服务于整个实体经济,而不仅仅是实体经济中的某个部分。他认为,发展实体经济必须让银行业成为值得信赖的发动机,这是银行业的责任。同时,如对冲基金以及私募基金等非银金融机构也肩负了相同的责任。
永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嘉贤认为,银行业一直是经济的火车头。中国台湾的银行对中小企业提供信用保证基金,45年以来一共帮助了40万家中小企业。“这些企业里面有2762家后来发展超越了中小企业的规模。”
然而,近年来台湾中小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凸显,陈嘉贤分析其基本原因是人口增速的降低。“1960年台湾人口是1085万,新生儿数量是42万,到了2018年,台湾人口是2359万,可是新生儿数量只有18万。一增一减出生率就差了5倍,人口数量影响了中小企业的活力。”
光大集团董事长李晓鹏谈到近40年金融行业职业生涯的体验时,第一个体会是“不忘初心”。什么是初心?就是不管怎么改变,金融服务的本质不能变;金融作为信用中介的功能不会变;把金融风险控制放在首位不能变;金融业的基本道德不能变。
李晓鹏认为,实体创新步伐还需加快,实业回报过低,导致不能够完全覆盖融资成本。也正因如此,有一些金融机构在寻找投资项目中出现一些困难,出现了资产荒、项目荒等问题。李小鹏称,要大力推进工业革命、技术创新,要培养中国的大国重器。
借鉴全球案例“输血”小微企业
意大利经济与财政部部长乔瓦尼·特里亚认为,在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当下,企业获得更多投资机会的同时,也伴随着投资风险。显然,中小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然而小微企业融资难却是世界性的问题。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小微企业跟银行之间存在几个不对称,除去风险不对称、成本的不对称,还有资产的不对称:大银行给小微企业贷款时每一笔都需要承担很大的成本,且小微企业贷款没有抵押,一旦破产由银行埋单。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5700万小微企业,倘若它们得不到融资,实体经济的发展何去何从?朱民用几个例子论证了解决方法和其可行性。
第一个例子是德国模式。德国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且“融资友好”。德国的银行系统由1800多家银行组成,一共被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是私有银行,第二层级为公有储蓄银行,第三层级由大约1100家成员所有的信用合作社所组成。这些合作社在高度独立的同时植根于当地社区,正是这些合作社给中小企业提供了有力支持。
朱民称,德国的商业银行通过这些信用合作社给中小企业贷款,同时服务于政府建立的民间信用体系。“只有在这些信用合作社没有流动性的时候,政府才出手干预让大型银行支持中小企业。”
第二个例子产生于英国。英国是最早实行“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进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国家。金融危机以后,大量中小企业遇到了贷款问题,于是政府以少量参股方式,主动参与PPP项目的建设、运营和管理。“由政府提供流动性给PPP,PPP直接贷款给小微企业,做得非常成功。”朱民表示。
朱民认为宽松货币政策不利于小微企业贷款。“当流动性转向金融市场,钱都流向股市,怎么会贷给小微企业呢?”因此朱民认为,宽松流动性不是解决小微企业贷款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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