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发店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原来顾客花8000元办年卡，现在顾客开始选择2000元办季卡，消费减少了四分之三；杭州一家平价餐厅原来一天翻三桌，现在一天两桌。” 财经作家吴晓波这样描述他观察到的微观经济情况。

那么，从理发店到餐厅的微观方面看，中国经济是不是依然面临下行压力？近期股市累计上涨超过20%，牛市似乎已经打开，那么股市的上涨有基本面的支撑吗？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发力点在哪里？近日，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张军与吴晓波在喜马拉雅组织的“带你看破朋友圈的经济谣言”访谈中就股市、减税、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等方面展开思想交锋。

张军和吴晓波都表示了对宏观基本面的担忧。“目前股票好的原因不是来自基本面，而是对政策的信心，期待未来会有很多减税措施出台，会有更多的社保资金进入股市，以及科创板的推出。” 吴晓波说。

讲到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方向，张军认为，过去的增长主要靠工厂，慢慢的将变成更多地依靠办公室，将来中国的增长将越来越转移到城市，因为办公室必须是在大城市里面。我们所有资源的流向配置，都是要朝办公室、朝大都市转移。

脆弱的牛市

吴晓波：目前股票好的原因不是来自基本面，而是对政策的信心，期待未来会有很多减税措施出台，会有更多的社保资金进入股市，以及科创板的推出，但我认为，缺少基本面的支撑，这一轮的牛市其实是挺脆弱的。

张军：经济的基本面压力不小，大家都认为未来有一些不明朗，因此，个人、家庭、企业都要调整支出预算，大家变得短期化，这也是造成晓波例子中消费习惯改变的原因。

我认为，这波股市上涨跟我们货币政策的宽松和海外离岸市场的资金进入A股有关。当然科创板的推出肯定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投资者也认为科创板要推出，股市肯定要好，这种心理在市场上支配了很多人的行为。

股市如何回归理性？

张军：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尤金•法玛是有效市场理论的提出者，他认为市场是理性的，而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席勒则认为市场是非理性的，两人的观点对立，却共同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股市期待理性的价值投资，当然，如果股市完全理性、可以预测，也就失去了它的精彩。

股市是最典型的供给需求问题。回归理性首先应该是股市上造假的人越来越少，股市要能够反映公司的价值，不要让投资者投资到一些假的公司里面去，所谓价值发现在供给层面上就要有更多的监管。其实资本市场上能用法律写出来的东西并不多，很多需要靠行政的监管。从供给方来看，我们需要更多的机构投资者，让市场不要过于波动、过于短视，需要有更长期的资金进入。发达国家有养老金、企业年金、公募基金，很多大学都是股市里的机构投资人，中国在这个上面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市场回归所谓的理性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慢慢的过程，投资者也要从失败中学习，付学费才能长记性。但是市场也不能完全管死了，让它变成死水一样，那大家慢慢地就对这个市场没兴趣了，我希望市场总体上能够体现价值，短期还要有一定的波动。

吴晓波：这一轮股票上涨的板块我认为有些是理性的，有些是感性的。

首先，基建、房地产股票最近涨的比较好，我认为大概是偏理性的，因为近期交通运输部称，今年在铁路、公路、水运计划投资2.6万亿元。

我认为第二个涨的很猛的板块——券商股的上涨也是理性的，因为股票热了券商生意就好起来了。但新能源汽车板块的股票和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的上涨我认为是偏感性的。

我认为巴菲特的价值投资在今天的中国很难被践行，巴菲特讲的是长期持有，跟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有很大差异，虽然A股目前的状况已经比十年前好了很多。

A股状况好转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散户效应正在递减，七八年前机构投资人只有不到20%，现在机构投资者占比已经超过60%，券商、基金正在增加，市场在慢慢变得理性。

第二，上市的规则在不断改变，对很多审计师事务所、券商的惩罚性、追溯性的法律不断增加，未来几年如果能真正解决退市问题，中国资本市场会慢慢走向理性化。这次科创板用了很多新的政策，允许亏损企业上市，允许VIE结构的公司在A股上市，要推行注册制，要更严格的注册制度，这是我们在今天的科创板中看到的新的变化，中国的股票市场如果跟五年前比我认为已经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

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点将从工厂转移到办公室

张军：讲到未来十年经济发展的方向，我认为，过去的增长主要靠工厂，慢慢的将变成更多地依靠办公室，将来中国的增长将越来越转移到城市，因为办公室必须是在大城市里面。我们所有资源的流向配置，都是要朝办公室、朝大都市转移。如果认清楚这个方向，我们所有的政策体制改革、资源，都要朝这个方向去配送，整个经济的升级也会比较顺畅，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不仅浪费了资源，也没办法在国际供应链中占据有利位置。

吴晓波：大城市在未来会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的发展动力，中国未来大概会有15~19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而美国到现在却才两个千万级人口城市。我认为好的城市要有四样东西——年轻人、年轻的产业、年轻的钱和年轻心态的政府。

对于中国未来十年的发展，我认为，从供给和需求侧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还有很大的空间。

从需求侧看，第一，中国有两亿多的新中产阶层，这部分人群还在不断扩大，这意味着中国人不再仅仅为性价比买单，也愿意为美和好去买单。因此，供给方面也相应地从满足短缺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将给中国消费市场带来巨大的产业转型空间。

第二，中国的城市化率到今天为止达到60%左右。中国2018年新增城镇居民人口1790万人，农村的脱贫人口也是1380多万，这两个指标为中国城市化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老百姓对商品需求的变化，我认为供给端也需要发生新的变化。一是制造业升级，中国是制造业强国，能够生产全世界60%的产品，但获得的利润却很少。2018年全球手机前十名中第一名是美国的苹果，然后是韩国的三星、LG，另外七个品牌都来自中国。在这十个手机品牌中，苹果手机占到去年总利润的62%，三星占了17%，中国华为占8%， vivo、OPPO占了5%，小米占了3%，如果我们把利润能够从20%提高到40%呢？此外，在供给端中国每年有300多万家的创业企业，即使一年大概死掉200多万家，但还有300多万家冲进去。

减税的矛盾

吴晓波：不少企业老板跟我讲税太重，特别是所得税和社保的费率太高，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减税降费。再就是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要给民营企业公平的社会地位。

张军：讲到企业负担重，其实经济学的思维里有一个工具叫作拉弗曲线。有经济学家做了研究发现，在高税率的情况下，有大量企业不交税，只有少数企业在集中交税，所以说税率高，税收不一定会增加，而当税率降下来后，可能很多企业都愿意交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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