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今年“六稳”政策之首，稳就业显然是比稳增长更加“正确”的提法。事实上，就业可能不是问题，至少对今年而言。

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增大，通缩风险大于通胀，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劳动力供给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进程显著加速。这意味着无论是经济增长和吸纳就业之间的一般弹性关系，还是菲利普斯曲线所指明的通胀与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都部分失去了解释力。

一、失业率与经济增速变化之间未见关联。

201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较2017年下降0.1个百分点。许多研究者认为此指标需要失业者主动登记申报，可靠性存疑。但失业者登记后，毕竟能领取失业保险金，理论上这部分人口没有动力隐瞒自身的就业状态。即便不考虑需主动登记因素，城镇登记失业率的长期变化趋势，应有其政策含义。我们注意到，2009年以来，登记失业率一直处于下行通道。

2018年开始统计城镇调查失业率。去年下半年经济情况教上半年趋弱，但调查失业率月度数据并无体现，失业率变化与增速变化之间没有表现出理论上应有的关系。

除以上两个宏观指标外，劳动力市场运行的微观指标也很能说明问题。求人倍率是劳动力市场在一个统计周期内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大于1代表职位供过于求。2010年以后，该指标长期在1以上运行，且上行趋势明显，提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变化方向是供不应求，而不是供大于求。

事实上，2010年以来，劳动力市场运行与经济运行就开始脱节：经济增速向下，而职位供给、职位需求，以及供求差额并无方向性变化。

二、行业景气度变化与吸纳就业似无关联。

2011年，我国三产从业人数超过一产，成为第一大吸纳就业领域，2014年，二产从业人数超过一产，形成第二大吸纳就业领域。我国经济增长三二一的结构持续发展，是就业创造效应没有因经济总体增速下行而快速减弱的重要原因。

近期市场对于就业局势的担心主要来自PMI的下行。而从历史数据看，分行业的PMI与行业从业人数走势并不一致。如，近年来，制造业PMI处于荣枯线以下，行业从业人数持续下降，但二者变化趋势几乎相反。服务业PMI处在荣枯线以下，但行业从业人数持续增加。而建筑业PMI处于荣枯线以上，但行业从业人数持续下降，且二者变化无规律可循。

三、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影响深远。

出现上述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口总量及年龄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没有那么些人出来找工作了。世界银行等权威机构一致预测，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在2014年达到顶峰，此后开始回落。与此相对应，2014年开始，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和就业人员数也触顶回落。如果按照非官方学者的研究，结论则激进。

一个关键性变化是：新增劳动力人口开始下降，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持续快速攀升。2017年，我国新增劳动力约为1574万，而该年参加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净增922万，考虑到死亡及未参加养老保险等情况，预计离退休人员可达1100万。一进一出，理论上只需为新增劳动力提供474万新就业岗位，就可实现总体基本平衡，而2017年，城镇新增就业中初次就业人数约为793万，大大超过稳就业之所需。

四、劳动力短缺矛盾更加突出。

未来劳动力面临供需双弱格局，就业情况取决于两者力量对比，模型结果指出2019年开始往后，我国劳动力短缺的矛盾更突出。

劳动力需求方面，采取学界经常使用的就业弹性法，选取GDP增长率、二产增加值比重、三产增加值表征经济发展状况，建立模型，预测未来城镇劳动力的需求情况。以2019年为例，假设GDP增长率为6.2，趋势外推二三产比重，模型预测2019年城镇就业人员需求总量为44409万人，较2018年新增就业1020万人。

劳动力供给方面，根据当前各年龄段人口数计算得出未来历年的城乡劳动年龄人口数，结合劳动参与率和城镇劳动力占比预测得出劳动力人口数，劳动力供给=适龄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城镇劳动力占比。同样以2019年为例，以当前各年龄段人口数推算出2019年城乡劳动年龄人口数为96883.47万人，劳动参与率为短期相对稳定的慢变量（采用2017年的劳动参与率），城镇劳动力占比由自回归方程预测，2019年城镇劳动力供给总量为44259万人，而2019年城镇就业人员需求总量为44409万人，供需缺口约为150万人，未来城镇劳动力将面临500万~700万人的供给缺口。

（张岸元系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张怀志系东兴证券宏观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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