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注：

朱啸虎是风险投资人，曾投资了兰亭集势、梦芭莎、饿了么、滴滴、小红书、映客、ofo等公司。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了通信工程的本科，在复旦大学读了世界经济的硕士。在加入金沙江创业投资基金进入投资界之前，他曾在麦肯锡工作，也曾创办了一家保险领域的软件服务公司“易保网络”。

我推荐朱啸虎的观点，是因为不久前看到他在朋友圈分享了2017年6月Uber的机构投资人向创始人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提交的一封信。这封信的背景是当时Uber所遭遇的一系列公共危机，包括公司的性别歧视、性骚扰、Uber司机在印度的强奸案风波、非法获得谷歌母公司旗下自动驾驶业务Wayno的技术资料、用“猫和老鼠”的方法阻止监管机构的调查，等等。

这封代表机构投资者意见的信明确提出了四个要求：卡拉尼克辞职；重建Uber的公司治理架构，聘请真正的独立董事；由新的团队把公司重新带入成功的正道，不只关注增长和底线，还要关注透明、多元化和社会责任；立即聘请合适的CFO。

Uber自2009年创办后，一直以颠覆传统的形象示人，而Uber的危机也源于卡拉尼克推崇的狼性文化——“不惜一切代价争取胜利”。《纽约时报》在分析Uber文化的文章中指出，Uber各区域公司都有很大的自主性，只要能取得快速增长和营收，很多决定不需要总公司监督。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风格，让公司内部的弦绷得很紧，员工尔虞我诈，利用各种手段完成绩效。由于压力大，缓解压力的方式也很特别，2015年Uber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员工大会，员工们喝酒、赌博甚至吸食可卡因，一位主管性骚扰数名女员工。

不择手段竞争、“增长高于一切”、以结果为唯一导向的高压企业文化，创造了Uber奇迹，也埋下了诸多隐患。和增长相比，卡拉尼克对道德、法律、危及公司形象的事情都置若罔闻。而在Uber增速出现瓶颈后，这些危机集中在一起，引发了机构投资人的“翻盘”。

2017年6月20日，两位风险投资家在芝加哥的利兹卡尔顿酒店亲手向卡拉尼克递交了要求他辞职的信件。21日，卡拉尼克辞职。

最近多家中国互联网公司都在进行调整，包括裁员。而在我看来，最需要反思的是公司创始人，以及狂飙时代的公司文化。所以我请朱啸虎整理了他最近的一些观点，希望带给大家一些启发。

投资人在创业公司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前一阵，“一票否决权”（Veto Right）成了圈里圈外的热词，关于投资人在创业公司扮演的角色再度受到各方关注。事实上，Veto Right是风险投资的惯例，硅谷也是一样。按照惯例，投资人只是小股东，不参与日常经营，一些条款上需要保护。经过数轮融资的一家公司，通常情况是投资人联合拥有一个“一票否决权”。如果公司增长很快，估值过高，每一轮领投的投资人可能会人手一个，也不罕见，但极少有人恶意行使权利。

而当创业者在方向上出现问题，对于一个合格的投资人来讲，表达理性的声音，尤为重要。这方面，Uber显然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案例。最近我在朋友圈分享了Benchmark等五家机构投资人一年半之前给Uber创始人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的信，放到现在来看，仍有极大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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