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姐是极亲密的，姐姐对我的呵护无微不至，我真的和她太好了。离家之后，哥哥的角色有点像父亲，姐姐像母亲，我非常难过，但还是想留下一些印记。”陆庆屹说。

姐姐和母亲一样豁达乐观，一张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的脸，让人误以为她只有三十多岁。她在病重时仍为家人考虑，短暂清醒时，也要竭力挤出笑容。

面对姐姐重病，陆庆屹一度拍拍停停，很多时间难以面对：“妈妈说，你最好拍一点，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太少。那时我们都不知道姐姐得了什么病，她有挺好的时候，说说笑笑，我们都还怀着那种希望。”当姐姐真正离开，棺材抬起的时候，他意识到了生离死别，昏了过去。

2014年初春，一家人探望二伯的时候，姐姐已经得知自己患上重病：“她走了以后，把日记放在我的抽屉里，原来她早就知道了，但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我觉得人有时候活在奉献感里，这种奉献感会让自己很骄傲。”

两位老人因为痛失爱女，迅速衰老，但他们并未被命运击垮，艺术和劳作填满哀思萦绕的生活，日子一点点有了复苏的迹象。燕子在第三个春天飞了回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怀念女儿，如同她还在人世，吃饭的时候多放一双碗筷，定期上山根除坟前杂草，怕它们挡住女儿望向远山的视线。

陆庆屹现在有时会想到生死离别，他知道总有一天要面对父母的离去：“1991年的某个夏天夜晚，我从梦中醒来，想到父母有一天可能会老去，我想象他们老的样子，当时就大哭一场，一直哭到天亮。我觉得他们太好了，想到这么好的人以后就要不在了，我就特别难过。”

记录的价值

这个普通的中国家庭，蕴藏了互相扶持、相濡以沫的传统，又像是高于日常的理想主义存在，它和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有着相似的结构，又有独特鲜活的韵律。

很多人看《四个春天》之后，长时间都无法抽离，它的余味不仅仅是感动。它是幽默的，那种幽默蕴藏着生动活泼的民间智慧。它也是残酷的，迫使人们直面至亲的生死离别。它和幸福有关，但这种幸福是一寸寸光阴累积，是父辈用劳作抵御苦难而最终收获的果实。

陆庆屹带着《四个春天》走过了大大小小的城市，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郑州的放映过后，几个老人走上前，特别激动地握紧他的手，感谢他记录了这一代人。

他用影像记录生活的习惯，是从父亲那里延续下来的。即使在最贫穷的日子里，父亲也会攒几块钱，到县城里请照相馆的师傅给一家人拍照：“从1963年到现在，我们家每年都会有照片留下来。我爸现在身体不太好了，他觉得太可惜，还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没有尝试过。他对人世间是很留恋的，所以愿意去记录。”

陆庆屹觉得，人是活在记忆里的动物，人对未来的憧憬建立在记忆之上：“一个人在世界上遇到了什么都会留下印记。有无数的可能让我们的生命夭折，有无数条道路通往另外一个方向，你何以成为现在的你，是过去一点点勾勒出来的，如果把这些印记留存下来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它也许很奇妙，也可能惊心动魄。”

他反复地看《四个春天》长达200多个小时的素材，在留存下的时光里观察父母内心世界的细微波澜。过去他很少留意这些细节，因为拍摄的缘故，他觉得自己对父母的认识更多，也更崇敬：“我越来越往他们的方向靠拢，越来越像他们，我觉得这是对的，也是《四个春天》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意义。”

赵珣告诉记者，《四个春天》也改善了她和父亲的关系：“我父亲以前从来不夸我，从来不在任何公共场合讲跟我有关的事情，但是去年，他在看了《四个春天》之后，第一次在朋友圈发布和我有关的文字，第一次觉得对子女的感情是可以大声说出来的。”

赵珣认为，放在中国纪录片史上考量，《四个春天》并没有那么特殊，它也并非“前无古人”首创。从电视系列片到电影，许多拍摄朋友、家人的第一人称纪录片共同构成了反映社会变迁的重要文献，如今人们正动用便捷工具留下越来越多的家庭影集，《四个春天》和在抖音、快手上拍摄家人的创作一样，都是对这个时代的反映和折射。

人的悲欢并非不相通，那些被《四个春天》感染的人走到了一起，他们相信《四个春天》就像当时感动自己一样，能够唤起一部分观众的共鸣。

东申影业提供第一笔资助帮助影片完善后期，FIRST影展获奖之后陆续有公司与陆庆屹、赵珣接洽，《四个春天》最后的出品方多达17家，在纪录片领域已是难得庞大的体量。赵珣告诉第一财经：“坦率地说，它能不能赚钱我们都不知道，但大家都愿意投一些钱进来，无一例外都是看过电影之后非常喜欢，通过种种途径找到了我。”

“我们当然希望能出圈。”她说，“想做爆款的心一定都有，但想从爆款里赚钱的心却未必，大家很平静，没有投入了就一定要回本的诉求，我觉得所有人的目的都非常纯粹，就是喜欢，并且希望更多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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